第二章 移民文化 (杨森翔撰稿)
目录
第一节 宁夏移民的环境地理基础
一、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是宁夏人口迁移的重要外因。
二、宁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了各种类型移民的目的地。
三、宁夏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节 移民的类型
一、来自内地的移民(移民实边)
军屯移民
(从秦至明清，宁夏一直是移民实边的重要地区、早期移民实边的主要形式是军屯，因而军屯移民也成为宁夏移民的一大特色。)
民屯移民
(民屯移民包括政治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等，他们大多是以安置灾民、商屯、罪屯、贬谪等形式移居宁夏的。这是宁夏古代移民的又一特色。)
二、来自四夷的移民(少数民族移民)
商周时期移民的发端；
秦汉对匈奴的驱逐与安置；
东汉时羌族的迁徙；
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族的迁徙；
南北朝的民族迁徙；
唐代设在宁夏及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羁縻州；
唐朝安置突厥、铁勒、沙陀于宁夏；
唐代吐谷浑内迁宁夏；
唐代昭武九姓内迁宁夏；
唐、五代吐蕃及回纥东徙宁夏；
宋初党项入主宁夏(略)；
元明蒙古回族入主宁夏(略)；
清代满族入住宁夏及迁徙回族移民
第三节 移民特色文化
一、五方错杂
二、风俗不纯；
三、人地和谐
四、融合更新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自古就有渔盐之利，其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水利资源、特殊的战略地位再加上气候的变化，是历代各种类型移民的地理环境基础。
历史上，宁夏的移民类型多种多样，既有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又有来自四夷的少数民族移民；既有军事移民、政治移民、经济移民，又有文化移民；既有强制移民，又有自由移民；既有从外向内的移民，又有从内向外的移民。因此，宁夏移民的文化特色，自古以来就呈现出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人地和谐、冲激碰撞和融合更新合的特点。
第一节 宁夏移民的环境地理基础
“宁夏有天下人，天下无宁夏人”。这句在宁夏流传很广的俗语，既道出了宁夏自古是个移民地区，又点出了宁夏人因地理环境优越而恋乡保守的文化特点。在农业时代，宁夏之所以成为历朝历代的重点移民地区，是与其独特的自然和政治、军事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的。
一、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是宁夏人口迁移的重要外因。
从考古发现中我们得知，大约在1万年前左右的鸽子山文化遗存中，宁夏就已有了原始农业的痕迹，到距今大约4千年左右的菜园子文化遗存中，大量的证据表明，宁夏的先民们便己开始了农耕作业。这说明，在三四千年以前，宁夏的先民们是从事农耕生产的，宁夏是一个农耕区。⑴
但是，当历史进入商周时代，这里却又变成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栖息地。先是鬼戎部落进入南部乌水（今清水河）流域，西周时称严允（薰育、荤粥），其支系义渠、乌氏、朐衍诸戎，分别在六盘山东麓和灵盐台地一带活动。接着，昆戎（犬戎、昆夷）在西周初年由泾河上游向祖厉河、乌水流域移动。他们总称“西戎”，“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⑵从这个时候起，当地已不见有农耕民族活动的记载或遗址，可见宁南黄土丘陵区已从农区转变为牧区。这可以说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运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转变？这当然有许多复杂的社会、政冶、军事等原因。但环境和气候的变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考古发现的证据己经证明：远古时期，包括宁夏在内的我国北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曾有大量的喜暖动、植物在此生活繁衍。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些喜暖动、植物越来越少，且其活动、生活地域逐步南移。到了西周初期，所有喜暖动物在黄河流域考古发掘的层位中全部绝迹。⑶这个事实说明，国际上所谓“新冰期”前期的气候现象同样出现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在大约3400-3000年前的殷商至西周时期，有一次由暖湿气候向干凉气候的大变化。由于气温剧降，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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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王惠民“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暨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5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上的交流发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
⑵后汉书·西羌列传；王国维，观堂集林·十三·鬼方昆夷严允考。
⑶张丕远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地理学研究进展，科学出版社，1990；刘东生主编，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科学出版社，2004，119～120。
草原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原在那里放牧的西戎部族的生产生活，迫使他们向南迁移到条件相对优越的宁夏中南部等广阔地域，寻求新的较好牧场。冷干气候同时导致黄土丘陵区齐家文化衰退解体，农耕界线南移。⑴
二、宁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了各种类型移民的目的地。
在古代，宁夏既有渔盐之利，又有广阔的土地资源。这是大量外地外族人民移入宁夏的重要环境地理基础。
其一，黄河之利。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后，流经中卫、中宁，然后冲出青铜峡向北流去，从石嘴山出境，流程397公里。由于黑山峡和青铜峡的地势均高于卫宁和银川平原，这就造成了宁夏两大平原无坝引水灌溉的有利条件；再加上黑山峡和青铜峡对黄河的约束，这就使桀骜不驯的黄河水在宁夏的流程变得平缓而循规蹈矩，从而造就了“塞北江南”的独特地理景观，成为移民们首选的地方。
其二，相对温润的小气候。宁夏平原处于贺兰山的东南。由于贺兰山的阻挡，在整个“冷冰期”时代，北方冷空气到此大大减弱其威力，因此形成了宁夏平原相对温暖湿润的小气候。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一直延续到唐宋。据专家研究，从史前期历经夏、商、周，直到西汉，除西周时大约有—、二个世纪的寒冷期外，二、三千年中，黄河流域气温一直较温暖，其平均气温约比现在高20 C，冬季气温高30～50 C。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湿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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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汪一鸣：《宁夏人地关系演化研究》
广泛生长着阔叶林和大片竹林，植被覆盖率很高。到了唐代，又进入了—个高温期，降雨量也比现在丰富。⑴这些研究与文献记载中的古代宁夏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灵州言河水清”；“调露二年(680年)夏，丰州河清”；长庆元年(821年)灵州奏黄河清，有250里见底。⑵所谓“黄河清”，是说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率高(有资料说唐时宁夏的植被覆盖率达83％以上)。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这里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因此，这里又成了桑蚕和茶叶的故乡，不但“蝉鸣空桑林”和“处处黄芦草”⑶成了此地的寻常风景，而且也使得唐宰相武元衡(758----815)能在灵州津梁寺“采新茶”与幕中诸位朋友“遍赏芳香”，可见其气候的温润当与今江淮流域不相上下。⑷
其三，水泉丰沛的草原和山地。宁夏除了有水利资源丰沛的卫宁、银川两大平原之外，还有广阔的草原和水泉丰沛的山地。如古代宁夏盐池、同心、红寺堡及以南的西海固地区，沃野千里，不但有大河(黄河)环绕，而且还有无数的水泉和小河遍布其中，气候湿润，水草丰美，资源富集，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首先，六盘山、罗山一带生态条件非常好，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据研究，在唐代以前，这里也全是森林覆盖。这时的植被覆盖率在70％以上。⑸东汉时六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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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胡厚煊《气候之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
⑵分别见《册府元龟》卷24；《新唐书.五行志》卷35；《文献通考》卷29；
⑶王昌龄《塞下曲》
⑷武元衡的诗是这样写的：“灵州碧岩下，荑英初散芳。涂涂犹宿露，采采下盈筐。阴窦藏烟湿，单衣染焙香。幸将调鼎味，—为奏明光”(《全唐诗》卷316)。
⑸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古称大陇山)上森林的盛况，由光武帝西征隗嚣的行军道路可以推知：“建武八年(32年)，世祖征隗嚣。吴汉从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即是谷也。”⑴这里所说的“高平第一城”就是今天的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苦水谷为流经今原州区城外清水河的发源处。苦水河当然是由于那条河水味苦咸而得名的。水味苦咸能够影响到河旁树木的生长和繁殖。这就是说，大陇山(今六盘山)上的森林稠密，大队人马不易通过，才特意选择这样一条树木不多的山谷进军，虽水味苦咸也顾不得了。到唐宋时期，这里原始森林的面积仍然很大。如贺兰山，其得名的由来就与森林有关。据唐人记载，山上多树木，颜色青白，远处瞭望，就像驳马一样。那时当地的游牧部落将骏马叫做贺兰，所以就有这样的山名。⑵大蠡山(唐宋时称达乐山、乐山，今称罗山)的森林在北宋时期虽未明确见记载，但我们从郑文宝建韦州城的史料中得知，这里的森林也不少。韦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南黄河一条小支流山水河的上游，在宋时叫做威州，本是唐代早已建置的。由于西夏崛起，曾一度废去。宋初打算重建。当时有一个叫做郑文宝的地方官，很熟悉边事，曾经12次到过灵州(今吴忠)城下。北宋政府向他征求重建威州的意见，他极力赞同。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威州在清远军西北、乐山之西，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当时要恢复威州城当然不能仰给已为西夏所控制的贺兰山的材木，而环庆路(今甘肃环县庆阳县及其附近各处)的材木也难于运到这里，只能就近求之于山水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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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水经注.河水》
⑵《元和郡县图志》
岸。大蠡山的森林到现在还是这样的畅茂，当不是短期内的现象。郑文宝所说的当地有良木，殆舍此莫属。⑴
再说草原。虽然在《魏书》和刁雍的疏文中有“道多沙深”的记载，但既然有道路，说明今宁夏、内蒙、陕北交界处并不是沙漠，而是含沙量较大的草原。即使有沙漠，那都是面积不大的沙原。⑵而大量的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都证实这一带在明代以前还是“水草丰茂”的地方。如秦始皇时，驱逐匈奴取“河南肥饶之地”，徙民实之，谓之“新秦中”。⑶魏晋南北朝时期，赫连勃勃来到灵、夏地区，曾感慨这里“临广泽而带清流”，水草丰美。遂决定在这里修建“统万”都城；⑷唐代在这里设置“六胡州”，安置归附的粟特人；又在罗山脚下红寺堡、韦州、下马关一带安置吐谷浑部等，都说明这里自然生态不错，适合人类生活、生产和居住。唐代李益从军朔方，曾走遍了宁夏北部和河套地区，对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当他来到盐池、定边、环县一带时，他看到的景象尚是“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⑸到了明代，这里仍然“水草丰茂”。仅一个铁柱泉，就“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⑹至于红寺堡地区，泉水则多至数十眼。“……由青沙峴以北，红寺堡以南，周环旷阻，有地数百里，水泉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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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⑵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
⑶《史记.匈奴传》
⑷《嘉靖宁夏新志》
⑸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
⑹《嘉靖宁夏新志》
处，草木繁茂，冦至每驻牧马，呼为小河套。”⑴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能从当代地图上看到，这里仅以“泉”和“水”命名的地名就有20余处。
其四，盛产食盐。盐是“百味之祖”、“食肴之将”、“国之大宝”。⑵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从远古时期人类自身的生存、社会的进步到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盐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春秋时就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及“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的说法；孔子曰：“不得其酱不食”；宋朝大文学家苏轼诗句：“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⑶这都说明盐的重要性。古代宁夏及周边地区食盐资源丰富。最早记载宁夏多盐的,当推《史记》中主父偃说的一段话：“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⑷后来的各种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如《水经注》卷二载：“肥水又东北出峡注入高平川。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县东有温泉，……温泉东有盐池。”《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回乐县……温泉盐池，在县南一百八十三里，周围三十一里。”不但如此，迟至这时已有了专业盐户，并设置了管理盐业的官署。⑷实际上，当时宁夏的盐池非此一处。据文献记载，唐代全国有池盐18所，其中12所在宁夏地区，包括盐州4池(乌池、白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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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读史方輿记要》
⑵《汉书.食货志》、《三国志》
⑶分别见《尚书.商书.说命》、《管子》、《论语.乡党》、苏轼《山村五绝》
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⑷《唐会要.盐铁使》卷八十八：“温池，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两员，巡官两员，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户六十五户。大中四年(850年)三月，因收复河陇，敕令度支收管其盐，仍差灵州分巡院官专勾当。至六年(852年)，刺隶威州，以新制置，未立课额。”
池、细项池)，灵州7池(温池、回乐池、弘静池、红桃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和会州河地池(今海原县干盐池)，等等。这些丰富的盐业资源，既是当时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是周边居民须臾不离的生活必需品，是宁夏历代移民重要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基础。
三、宁夏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历史上，宁夏向称“关中屏障，河陇噤喉”，一直处于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交汇处，是中央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反复争夺的重点，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从秦王朝开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其重视对宁夏的布防和经营。秦“因河而塞，筑四十四县城”，并筑长城；汉代北地郡治富平(今吴忠)，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这里成了“汉家门户”；唐设灵州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使这里成了“京畿关内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明设九边，宁夏有其二——宁夏镇、固原镇。历代政府为了固边自给，实行军屯和移民是其必然的选择。而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得宁夏，便得到了水草丰美的草原和进一步南下、入主中原的关钥和跳板。十四世纪党项族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西夏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二节 移民的类型
宁夏移民的类型多种多样。从地域上分，既有来自内地(祖国东南部地区)的移民，又有来自域外(漠北、西域、西南和中国境外)的移民；从民族上分，既有汉族移民，又有少数民族移民；从性质上分，既有战争(军事)移民、经济移民、政治移民，又有文化移民；从目的、意图上分，既有为巩固边防而实行的“移民实边”，又有为生计而自发流动的自然移民……
一，来自内地的移民(移民实边)
历史上，宁夏地处边陲，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为了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中央政权在这一广阔的地区开展移民屯垦，并且代代继承，不断深入，使这里成了一个典型的移民地区。这些移民，都是从内地迁徙而来，所以我们称其为“内地移民”。这些内地移民，大多是强制性移民，都是为“移民实边”这个总目的而被当时的中央政府统一迁徙安置到这里的。他们有的是军屯移民，有的是民屯移民，有的是安置灾民，有的是战争移民，其目的就是“移民实边”或对该地域进行人口更新。
移民实边政策可追溯到先秦。西周实行封建制，“分封诸侯”其中就包含了移民实边的意义。战国初期的楚国，曾迁移贵族到边境开荒，发展边境经济，加强国防力量。——这都是早期的移民实边。
从秦至明清，宁夏一直是移民实边的重要地区；早期移民实边的主要形式是军屯，因而军屯移民也成为宁夏移民的一大特色。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大将蒙恬进军河套，北逐匈奴，尽收河南地，次年便“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⑴
汉武帝时，为加强北方边防，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⑵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自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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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史记集解》
⑵《史记.平准书》卷三十
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至田官、吏卒五六万人”⑴。其中安定郡属的朐卷县(今中宁县东北)、北地郡属富平县(今吴忠市)、廉县(今贺兰县)、方渠县(今平罗县)，皆为屯田据点。这是宁夏地区较早的大规模军屯移民，也称军事移民。
到唐代初期，为对抗突厥，朝廷在宁夏等北方地区长期维持了一直规模庞大的戍边军队，并大兴屯田。从仪凤二年到开元二十五年（677—737年）这一阶段，因西北地区战争较多，唐王朝在包括宁夏在内的沿边先后设置了近四十个军镇，为供应这些戍边军队粮秣而“开屯田，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⑵其中，今宁夏吴忠地区(时称灵武郡，也称灵州)由于多年连续不断的经营开发而至“兵食完富”，从而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成了唐王朝的后方基地；而朔方军(驻灵武郡)也成了当时西北边防最强大的一支，号称“朔方天下劲兵”⑶，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在灵州即位，一时灵州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朔方军也成为平息叛乱的主力和中坚，为宁夏有史以来所仅见。这些军队和屯田兵，在府兵制的管理下，驻扎宁夏，并由于后期唐朝内乱，很多军人长期流落于此，成为永久居民。唐末五代，灵州居中西交通要道，传统商业贸易较为兴盛。从韦蟾的诗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⑷，可显当时大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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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汉书.匈奴传》卷九十四
⑵《资治通鉴》卷223。
⑶《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一 魏卢李杜张韩 》
⑷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全唐诗》第566卷015首
宋朝为与西夏对抗，在宁夏南部设置许多州、军、堡、寨，大量屯田。咸平年间(998-1003年)，于镇戎军置屯田务，对这一带地区进行移民开发。宋朝特别提倡边州少数民族养马畜牧，以为“蕃部地宜马，且以畜牧为生，诚为便利。”⑴
金国在扩张疆土中，采取移民、屯田、戍边三结合政策，将大批女真人内迁黄土高原，使与当地“百姓杂处，计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还开辟数以万顷的牧场，繁殖耕牛军马。⑵
早在西夏立国前，李继迁夺取灵州、怀远镇(今银川老城)前后，即令士卒屯田耕耘。西夏立国后，除在其境内屯田外，还常派遣军队到宋朝控制区(今宁夏南部固原地区)“入界开垦生地”，“宴然以为己田”⑶
元代是宁夏地区军屯兴盛的时期，也是军事移民的高峰。忽必烈建元之后，大力推行军民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
以资军饷。”“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向宁夏地区的移民屯田主要是在忽必烈在位期间(1261—1294年)后33年时间。《元史》中多处留下了在此期间宁夏民屯、军屯的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李进“领兵二千，屯田河西中兴府。……十五年，移屯六盘山”。⑷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世祖“命安西王府协济户及南山隘口军，于安西、延安、凤翔、六盘山等处屯田。”⑸“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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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大金国志》《屯田条》
⑵《大金国志》《屯田条》
⑶《宋史.夏国传上》
⑷《元史》卷154，《李进传》
⑸《元史》卷11，《世祖纪》
年)三月，发迤南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二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⑴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月，世祖“从总帅汪惟和言，分所部戍四川军五千人屯田六盘”。⑵至元二十五年(1288)五月，“陕西省督巩昌兵五千人屯田六盘山。”⑶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枢密院臣奏：‘延安、凤翔、京兆三路籍军三千人，桑哥皆罢为民，今复其军籍，屯田六盘。’从之。”⑷世祖之后，成宗贞元二年(1296)二月，“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⑸这一时期同样是回回人大批迁居至此的时期，他们大多数以军人和随军工匠的身份迁居至此，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随着九边重镇的设立，宁夏地区的军屯移民达到顶峰，在数量规模及组织形式上都有了极大发展，军屯经济更是发展到了顶峰。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固原、延绥、宁夏、甘肃九个重镇，是为防备蒙元残余势力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侵扰而设置的。明代宁夏为九边之中，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洪武至崇祯，屯田“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⑹明代宁夏军屯始于洪武三年(1370)，河州卫指挥使宁正兼领军事，率军民“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田数万顷，兵食饶足。”⑺洪武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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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元史》卷100，《兵志.屯田》
⑵《元史》卷14，《世祖纪》
⑶《元史》15，《世祖纪》
⑷《元史》卷17，《世祖纪》
⑸《元史》卷19，《成宗纪
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2，《陕西八.延安屯田议》
⑺《明史》卷134，《宁正传》
(1373)，朱元璋诏令“屯田宁夏”，九年，立宁夏卫，“徙五方之人实
之”。十年(1377)九月，明太祖接受陕西行政都使司建议，调军队千人开垦宁夏荒闲田。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采纳户部尚书赵勉的建议，“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恳，以足军食”。⑴洪武二十八年（1395），始在甘州设立屯所，以一百户为一屯所，以督理屯军的屯种。但此时尚未形成全国统一严密的军屯组织。因此，实际在九边地区屯堡的建筑，是永乐二年（1404）从宁夏开始的。这一年八月朝廷勒令宁夏总兵何福筹建屯堡，以防敌人劫掠。建筑屯堡的具体方法是在四个或五个屯的范围内选择一个有水草的屯，在屯的周围挖成濠。沟，其宽一丈五尺，深是宽的一半。在围内筑土城高约二丈，土城各方共开8个门以便出入。把其他四五个屯的物资粮草都放在堡内。没有敌人，各在本屯耕牧；敌人侵扰，则驱牛羊从8门入城，坚守以待援兵。到永乐三年(1405年)屯所制才正式形成。⑵七年之后，宁夏总总兵官柳升建议，每千户所都建一个总堡（一个卫可建五个总堡），把人畜粮草都集中在总堡之内，以防不测。屯所的设立，表明守御旗军，即战斗部队和屯种旗军（即生产部队）在管理上的分离。这是卫所屯种管理的专门化。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形成的军屯制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等，当时得到认真贯彻和积极推广，从而扩大了耕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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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明太祖实录》卷216。
⑵永乐实录：“三年，朝廷才更定屯田则例，令各屯置红牌一面写刊于上，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总以提调屯田都指挥”。
生产，供给了军需，特别是减轻了长途向九边地区运粮的负担，巩固了北部边防，确实收到了“且耕且战”、“且守且屯”的效果。实现了明初封建统治者“足兵足食”的战略目标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同时还对宁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初期推行兵民合营的兴屯制度与移民就宽乡的垦殖政策。兵屯为百人设一屯，屯田兵一般领种20亩。凡州、县、卫无主荒地皆分配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所谓“宽乡”，就是指地旷人稀之处。凡到这些地方垦殖的农民，官府采取发给耕牛、农具、籽种，开荒若干年不纳税的鼓励和优惠政策，这即所谓民屯移民。
民屯移民包括政治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等，他们大多是以安置灾民、商屯、罪屯、贬谪等形式移居宁夏的。这是宁夏古代移民的又一特色。史书上对这种移民的记载非常多，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秦始皇三十二年，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第二年“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其中有宁夏的富平县(今吴忠)和神泉障、浑怀障两个亭障及南部的朐衍(在今盐池县)，乌氏县(在今固原市)等县，并“徙适戍以实之”。所谓“适戍”，除了一部分军士外，主要是以“谪徙”及“拜爵”等办法从内地迁来的数十万贫民和罪犯。⑴这可以说是宁夏历史上较早的民屯移民。
西汉建立以后，多次向宁夏等边疆地区移民：元朔三年（前126年），“募民徙朔方10万口……屯垦备胡”；⑵元狩三年（前119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⑶——这是向西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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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史记·秦始皇本纪》 ⑵《汉书·食货志》 ⑶⑷《汉书·武帝纪》[杨森翔1]
疆最多的一次移民；元狩五年又徙“天下奸猾吏民与边”⑴ 《汉书·武帝纪》。这几次移民不下80万人，主要迁徙至朔方、“新秦中”。据推测北地郡移民至少三十万人。班况、冯参均曾任北地典农都尉，主管屯田。
东汉初年，因战乱，许多农民流落他乡。东汉政府除将部分战争俘虏发配宁夏等边疆地区屯田戍守外，还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令躲避战乱的流民返乡耕种，并给予耕畜农具籽种。明帝永平八年（65年），下令赦免全国罪犯囚徒携家至朔方等地屯垦开发。第二年又赦免死囚徙朔方等地屯垦立业。东汉末年，因三次羌族起义，包括北地、安定在内的“边塞四郡”多次内迁，百姓也纷纷逃亡，东汉政府无力对宁夏进行有效统治，中间虽曾有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堠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治今固原)、北地(治今吴忠)、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 边防五但终究是强弩之末，宁夏地区的屯田事业停止。宁夏人口从西汉时的10万人，下降到2万多人。
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中国后，继承前朝事业，兴修水利、戍守屯垦，窦炽、刁雍在宁夏治水十分成功，宁夏农业畜牧业迅速发展。曹魏末年在宁夏平原设立了相当于郡一级的“典农城”管理移民屯田，“后魏立弘静镇（即汉代上河城，今永宁县）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因为所居皆系内地汉族移民，故谓之“汉城”；《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平三齐，徙历下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北周在此置历城郡。《水经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移民2万余户于夏国丽子园怀远郡等地。宣政二年（579年）北周破陈，将陈将吴明彻以下3万余被俘将士及江淮居民迁徙至宁夏平原屯田，使“本杂羌戎之俗”的宁夏地区，因“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而变成了“塞北江南”。《太平寰宇记》
隋统一中国后，在长城以北和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大兴屯垦并取得显著成效。隋开皇三年（583年）“突蹶犯边，土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 《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九《食货》
唐代，宁夏作为西北最重要的边镇之一，受到特别重视，北部引黄灌区再次大规模移民开发。7世纪末叶，灵州总管娄师德在灵州“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旧唐书.娄师德传》)数年间积谷百万石，可由黄河外运粮食。其人口也由贞观十三年()的23000余口增加到天宝元年(742年)的61000口之多(各羁縻州少数民族人口不计在内)。到天宝年间灵州成为唐朝最大的军镇，其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宁夏全境和陕、甘、内蒙古的一部分，史称灵州兵食完富，士马全盛，甲于诸镇，有“天下劲兵在于朔方”之称。安史之乱时，肃宗即位灵州，灵州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唐皇朝的中兴基地。
唐代宁夏南部是全国的养马业中心，其都监牧使由原州刺史兼任。其下设65牧马监(军马场)，其中34监在原州境内。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年)，在平凉(今固原)等四郡增设牧马监(军马场)48所，置八使以管其事。为解决人畜的粮草供应，置田1230顷，募民耕种，以供刍秣。开元间，原州军屯4屯，耕地2000顷。唐代中后期，又向这里募迁垦民，遣送流犯，开营田，修道路，置堡棚，使农牧业又有所恢复。
特别是少数民族移民，在唐代更是发展到鼎盛(有专节叙述，此处从略)。
宋、金统治时期，为与西夏对抗，六盘山两侧的坡地也被开发，农牧业之盛与人口之盛超过前代。
少数民族的迁入，一方面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的结合，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由于其缺乏农耕传统，并将逐水草游牧的意识带入农业生产，不重识基本农田建设和施肥、田间管理、倒山种地，“流耕”、“游农”等原始农业风气一直影响着这里的农业生产。
元初，因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其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有30万军民被杀。“郡县废于兵”“土地野旷，十未垦一”，宁夏北部几成废墟。⑴元统一后十分重视对宁夏的移民开发。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调迁“京兆诸处无籍户之戍灵州屯田者”⑵数起，又陆续将内地居民迁发宁夏屯田，仅湖北等地的军民就有万余户。至元三年（1266年）七月，世祖“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⑶。至元8年(公元1271年)，签发随州、鄂州降附军1107户来宁夏编为屯田户。⑷……元代前期三十多年里，多次向宁夏地区移民屯田，仅至元年间移民宁夏的屯田人口多达7万人。北部以民屯为主，南部以军屯为主，宁夏的屯田事业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元政府对宁夏地区的屯田十分重视，派张文谦、郭守敬、董文用等人兴修水利、兴修干渠10道，支渠68道，溉田一万余顷。明洪武三年和五年，明王朝为防鞑靼的侵扰将宁夏中北部的全部原居民迁往关中，一度使宁夏府、灵州和鸣沙州成为空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置宁夏卫，迁五六万人实之”。“实以齐、晋、燕、
⑴《西夏书事》卷42
⑵《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三
⑶《元史》卷6，《世祖纪》
⑷《元史》卷100，《兵志.屯田》
赵、周、楚之居，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⑴呈现出“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百井稠”，“远近人家四路连，风光谁信是穷边”。 ⑵移民之多，使宁夏的文化氛围都为之一变。宁夏成了名副其实的“塞北江南”。
清朝推行“劝垦”政策，采取开荒若干年不纳税，官府发给耕牛、农具、籽种。凡州、县、卫无主荒地皆分配给流民及官兵屯种。道光年间又大力推行屯田开荒，并规定农民耕种屯地3年后“永为民业”，鼓励农民参加垦种。⑶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宁夏巡抚黄图安针对明代后期军屯制度遗留下的种种积弊，奏请朝廷允准并实施了整顿兵饷、渠工、驿道、军训等8项改革措施。特别是"化兵为民"、"变兵为民"一项，具有重大意义。他废除了"无兵之用，有兵之费"的军屯制度，将明末大批军队(包括屯田兵)转变为交纳田赋的自耕农。还将由宁夏调往凤翔府屯田的500名兵丁全部释放回宁夏。清廷又兴修唐渠、汉渠，开凿了大清渠、昌润渠、惠农渠，从固原、中卫、灵武、贺兰等地移民万余户到雍正年所开垦的查汗拖乎勒(即今陶乐)安家落户，授予田地，开发垦殖，“辟地万顷，安户万余”。使原先地旷人稀的宁夏平原有引黄灌溉渠道23条，灌地二万一千顷(二百一十万亩)，是明代最高耕地(明万历十四年屯田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五顷)的1.4倍。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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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万历朔方新志》。
⑵《嘉靖宁夏新志》卷7，《文苑志》。
⑶《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⑷《大淸一统志》
移民屯垦的结果便是人口的增加。据文献统计，明万历年间(1617年资料)，宁夏镇军民合计人口29073户，129570人。到清代嘉庆年间(1820年资料)，宁夏府人口户数高达214992户，1392815人，较之200年前超过10倍。其中平罗县尤为突出，万历年间本地为平虏千户所，军民合计仅2287人，而经过清初的移民屯垦，至道光年间(1844年资料)本县居民高达169056人，200年中竟增长了73倍！宁夏南部固原州人口增长也很快。明万历年间(1617年资料)仅1167户、23609人；而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即经过“同治兵燹”人口锐减后，仍有14912户、98737人，是明代末年后4倍。又如海城厅，明末曾是“人民相食，户口寥落”，清初辟为牧地，至乾隆时“帮课已革，军务不兴，十余年流移渐返”。乾隆十三年(1748年)迁平凉府盐茶厅于此，至清末本地(海城县)人口也增长至6930户、42334人。⑴
历朝历代，宁夏多中原和江南流寓文人，也即“文化移民”。他们或受朝廷派迁、或从军、或贬谪、或易地做官，给宁夏这一塞外之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士文化之风。比如，唐代羁縻府州，“府、州皆置长史、司马以下官主之。”⑵即由唐廷选派文职人员赴碛北各府、州充任长史、司马等上佐副职，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文牍案卷工作人员。这个布署恰恰是应铁勒九姓各部酋长的恳切请求而实施的。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铁勒诸部首领在京都长安城接受唐太宗授予的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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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引自《宁夏通史》上卷
⑵《旧唐书》
时，异口同声地说：“臣等既为唐民，往来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之南、突厥之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十六驿。……仍请能属文（之）人，使为表疏”。唐廷答应他们的要求，随后派员赴碛北各府州，协助都督、刺史处理本管区事务及同上级政府的公文往来。⑴另外，还有不少各级军政长官及行旅文人等，在这里写了大量诗文，都对改变当地风俗和文化状况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明清两代，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仅《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两书中收录这些人写的诗词歌赋就达六百篇(首)之多。从明代开始，宁夏设立了儒学和社学。主讲学校和书院者也多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传授和研究儒家思想，为宁夏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来自四夷的移民 (少数民族移民)
历史上，由于宁夏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界线上，所以自古以来，两种文化互相碰撞、互相交汇、互相融合，使这里成为天然的多民族杂居区，其文化特点也多姿多彩。
商周时期移民的发端。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已经提到，三四千年前的宁夏曾是农耕区。到商周时代西戎进入宁夏地区。但这类移民并非中原王朝所为，而是四夷少数民族因为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气候的原因而主动迁徙的结果。但到周穆王时代，情况则有所不同。据《国语.周语》、《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记载：周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 太原，也作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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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资治通鉴》卷198
即今宁夏固原。这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原王朝向宁夏安置的最早的移民。这些进入宁夏的戎族，在秦帝国统一中国后，或内迁融合于诸夏，或远徙加入到匈奴和边远地区其他民族的行列中去，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份与族源之一。
秦、汉对匈奴的驱逐与安置。
战国后期，随着中原各国日趋激烈的兼并战争，原游牧于蒙古草原的匈奴人逐渐强大起来，并曾南下越过黄河，占领了包括宁夏北部在内的广大河套地区。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军30万，将宁夏境内的匈奴人驱逐于黄河之外，并“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以为塞”。⑴其中就包括了宁夏境内的富平县(址在今吴忠市境)、神泉障(吴忠市境)、浑怀障(灵武市北)。但随着秦帝国的灭亡，西汉初年国力较为衰弱，匈奴人又陆续进入河套和宁夏北部。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后，西汉国力得到提高。汉武帝时，经过多次战争，于元狩二年(前121年)，终于将匈奴逐出包括宁夏在内的河套及河西地区。匈奴一部遁入荒漠向北逃去；另一部4万余人在浑邪王的帯领下，归顺汉朝。汉武帝为安置他们，设置了“五属国”。其中，北地属国就在宁夏境内的罗山脚下。所谓“属国”，即典属国制度，秦代称典邦国。为避汉高祖刘邦之讳，西汉将其更名为典属国。“典”是管理的意思；“属国”，正如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所言：“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⑴这是汉廷对归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自治管理形式，即划定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居住在这一行政区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语言和民族习俗，以及社会组织、吏治、官号等都保持不变。西汉时期，设在今宁夏境内红城水的北地属国，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来因为政区变化，北地属国所在地三水县划归安定郡管辖，所以又称“安定属国”；又因其首府设在三水县，亦称“三水属国”，是“典属国”制度最成功的范例。
东汉时羌族的迁徙。
羌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族部分，也是形成汉族的族源之一。西汉前期，曾与匈奴一起被逐出宁夏。神爵元年(前61年)，因上年西羌起事，汉宣帝于第二年便命安定、北地、陇西、上郡等地骑兵及降羌骑兵前往镇压。事平后，留万余人在边郡屯田，其中一部分羌人便留居宁夏。到了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宁夏地区已成为羌族的主要居住地。当时居住在宁夏一带的羌族人口，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从东汉末年爆发的三次羌族大起义中看出端倪。
据文献记载，当时居住在宁夏一带的羌人，已经归顺东汉政府。经过几十年的繁衍生息，人口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强盛。但政治地位十分低下，饱受地方小吏、刁滑地痞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他们“或倥騘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⑴处于苦境的羌人，不断发生骚乱。
东汉永初元年（107年），邓太后亲政，决定要把西域都护和田卒撤回内地，便征发金城（兰州）、陇西、天水的羌人随军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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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汉书》注
被征羌人害怕远戌他乡，不能回家，走到酒泉附近，便纷纷逃跑。朝廷令附近的郡县发兵堵截，而且还把沿途羌人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毁。羌人被逼走投无路，只好起来反抗。永初二年（108年），羌族部落头领滇零便夺取了富平(今宁夏吴忠)，并在此称“天子”，建立了羌族历史上第一个政权。羌人力量越来越大，势力最盛时，其所控制地域包括宁夏全部及陇东、陇右、陕西北部及山西的河东、上党等地。汉朝军队屡战不利，加上边塞一带二千石（类似今天干部的工资级别）以上的令、长，又都是内地人，不愿意在此长期守战，都争着向朝廷建议往内地迁移。于是，在永初五年（111年），东汉政府下诏将边塞的四个郡（北地、安定、上郡、陇西）迁往内地。其中，将北地郡的富平县迁往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将安定郡(治临泾，址在今甘肃镇原)迁往美阳(今陕西扶风县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边塞四郡内迁”。这次内迁，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官府强迫当地汉人同迁；百姓恋土，不愿随迁，地方官吏便下令把庄稼砍倒，把房子拆毁，把各种建筑夷为平地，把过去的积蓄全部都破坏了。致使随迁的老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失大半。”⑴随迁的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永初五年（111年）九月，在杜奇、杜季贡和王信的率领下也举行起义，攻下了上邽城（今甘肃天水西）。
面对羌、汉人民的起义、反抗，东汉政府一面继续派兵镇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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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后汉书.四羌传论》。转引自《宁夏通史》古代卷
面采取收买、暗杀手段，使起义队伍逐渐削弱。义军领袖杜奇被暗杀，王信战死，杜季贡投奔富平的滇零。永初六年（112年），滇零病死，他的儿子零昌继续称“天子”，羌族人狼莫扶佐，封汉人杜季贡为将军，并令他守丁奚城。元初二年（115年），东汉朝廷派征西将军马钧率兵镇压，结果被羌人打败，汉军损伤3000余人。羌人战斗力极强，“今虏皆骑马，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⑴元初三年（116年），任尚又领匈奴兵一万多人在灵州与零昌打了一仗，零昌战败，向富平逃走。元初四年（117年），任尚收买当阗种羌内部叛徒刺死杜季贡；九月，又收买羌人叛徒号封刺杀了零昌。是年冬天，在富平与狼莫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斗，两军相持60多天。在激烈的战斗中，狼莫失败逃走，任尚军共斩杀羌人5000多，还俘虏了1000多人。又过了不久（汉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汉将邓遵又收买羌人叛徒刺杀了狼莫。至此，历时11年的东汉羌汉族人民大起义遂告失败。但这次起义给东汉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十余年问，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努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⑵
第一次羌汉起义被镇压后，原迁往内地的边塞四郡仍不愿迁回原地。他们在“寄理”地又延宕了11年。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汉顺帝，认为包括富平在内的边塞四郡，沃野千里，水草丰美，阻山带河，不可久弃。建议仍迁回原地。汉顺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派郭璜督促原郡居民，各还旧县，修复城郭，大兴屯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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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⑵《后汉书》卷87，《西羌传》
于是，边塞四郡又迁回原地。北地郡富平县在迁出宁夏18年（111—129年）后，又在这一年迁回原地吴忠。永建五年（130年）十月，汉顺帝亲临富平等地巡视，慰问了戌边的军士。
但是，由于汉朝廷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及时调整对羌人的政策，边郡官吏“天性虐刻”，对羌人“多所扰发”，⑴……终于在永和四年（139年），也就是在第一次羌人起义刚结束10年之后，又激发了第二次羌人起义。这一次，东汉政府派马贤率军镇压。马贤与他的两个儿子在一次战斗中战败身亡。羌人又攻打富平县。北地郡太守贾福（驻富平县）守不住了，又仓皇将富平县迁往冯翊（今西安郊区高陵）。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距第二次羌族起义20年，羌人又发动了第三次起义。这次起义战火波及的面比上两次都大。不仅宁夏地区全被战火覆盖，而且还波及到三辅（西安附近）和凉、并二州。东汉政府又起用安定(今固原)人皇甫规、张奂采取招抚的办法，使羌人20万人投降、归顺。但汉将段颍则以羌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劫”为借口，采用极为残酷的镇压手段，“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先后在灵武谷（今青铜峡市邵刚镇西贺兰山口）、泾阳、瓦亭山（今固原南）将这些已归降的羌族义军杀害，血洗三辅、北地、安定。羌人的第三次起义终于被镇压。
羌族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因羌人起义而内迁“寄理”的北地郡治富平县却再也没能返回它的故里宁夏。
在汉灵帝中平十五年（185年）富平县在过了46年“寄理”的日子后，终于打算从冯翊移回原址。但仅移到彭原界(庆阳附近)就停下来了。——这时已是东汉末年，各地群雄并起，边塞也不安宁，只好再向西南回迁，最后于西晋初年落户在陕西怀德，这就是今天的陕西富平县。
富平三迁——这是“战争移民”的典型案例，也是从宁夏向外省区移民的典型案例。
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族的迁徙。
宁夏自汉代起，已有匈奴、羌等少数民族迁徙居住。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使这里的居民大为减少。据统计，西汉时宁夏人口约10万(不包括军队和少数民族)，而到东汉仅有2万余。这就客观上为北方各民族的内徙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魏晋政府仅在宁夏南部实行有效统治，所以北部地区便成为游牧民族主要的迁居地。魏晋时期，迁居宁夏的主要有匈奴、鲜卑等族。《三国志》载：魏齐王正始元年(240年)，凉州(今甘肃武威)匈奴别部休屠胡共2000落，在其首领梁元碧的率领下，移居于高平(今固原)一带，后置西州都护府予以监护。晋帝太康五年(284年)，匈奴又掀内迁高潮，“其入居者有屠各种……黑狼种……贺赖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宁夏亦为迁居之区。据考证，上述“贺赖部”亦译为“贺兰部”，宁蒙交界之贺兰山即与此部有关。西晋末年，贺兰部又迁移至阴山一带，与鲜卑拓跋部建立军事联盟，并与之世通婚姻。后被鲜卑同化。但“贺兰”姓一直留在鲜卑族中，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改“贺兰”姓为“贺”姓。
鲜卑族在秦汉时，一直居住于今内蒙古东北和辽宁地区。公元一世纪，北匈奴被东汉击败，鲜卑乘机占领匈奴故地。东汉末年，在南匈奴南迁的同时，鲜卑也南迁。其中，宁夏是他们迁徙、居住的主要地区之一。据《元和郡县图志》载：“贺兰山，其东北抵河处，亦名乞伏山。”而“乞伏”为鲜卑部落名称。东汉光和年间，鲜卑首领和连“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即死”。所谓“廉人”，即廉县屯戍的军民。(《后汉书》卷90，《乌垣鲜卑列传》第80)所以这说明，鲜卑人曾在这里居住和活动。西晋泰始初，鲜卑乞伏部首领右邻率其部5000余户南迁夏缘(今贺兰山一带)；鲜卑鹿结部70000余落也屯居高平川(今固原清水河)。后来乞伏部与鹿结部互相改击，乞伏战胜鹿结，“尽并其众，因居高平川”(《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再后来，他们又徙居牵屯山(今六盘山及香山一带)，并继续南下到达甘肃靖远、陇西一带，所以史称“陇西鲜卑”。
魏晋时期，鲜卑秃发部也曾在宁夏活动过。“秃发”是从“拓跋”部分出的一支。公元256-263年间，西魏将军邓艾纳秃发降众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资治通鉴》卷79)因主要散居于黄河以西，故又称“河西鲜卑”。河西鲜卑在宁夏的势力可从西晋年间暴发的树机能起义中可见一斑。树机能是鲜卑秃发部首领匹孤的四世孙，其祖寿阗死后继任首领。泰始六年(270年)树机能起事，在万斛堆(据《读史方舆纪要》，在今中卫沙坡头)与晋将胡烈激战并将其杀死，到咸宁五年(279年)起义失败，前后共十年。先后占领了高平(今固原)、秦州、凉州等重镇，包围了金城郡(今兰州市)，并杀死晋将牵弘及秦、凉二州刺史，晋朝野为之震动，晋武帝“每虑斯难，忘寝与食。”(《晋书》卷40，《贾充传》)咸宁三年(277年)，树机能作战失利，除有20余万人降附外，仍有“万余落”继续战斗。(《资治通鉴》卷80)由此可见晋时鲜卑人在宁夏及周边地区势力之众。
十六国时期，匈奴铁弗部开始进入宁夏及邻近地区。后秦弘治九年(407年)，匈奴人刘卫辰之子勃勃自认是夏后氏之裔，遂称大夏王、大单于，正式建立大夏政权。并认为其祖先从母姓“非礼也”，“帝王者，系为天子，是为徽赫，实在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晋书》)故改姓赫连氏，于晋义熙十四年(418年)称帝，改元昌武，修筑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建立大夏国。大夏政权最盛时其疆城“南阻秦岭、东戍浦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在宁夏南部设高平城（今固原），在北部设白口骝城（亦称果园城，今吴忠）、饮汗城（亦称丽子园，今银川东），大量移民屯垦，兴修水利。
南北朝的民族迁徙。
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由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囯，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包含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北魏时期，在宁夏设立两个大的军镇，即高平镇(治今固原)、薄骨律镇(治今吴忠)，统辖宁夏全境及甘肃、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还采取安置少数民族降众和从内地移民的办法充实这里的人口。据《元和郡县图志》：北魏破大夏赫连昌(勃勃之子)，收胡户徙之于汉富平县地，因号“胡地城”(又作胡城，址在今青铜峡市邵刚附近)。同时还徙敕勒三万余家于河西，西至白盐池(今宁夏盐池县北)(《魏书》卷28，《刘洁传》)。后来，北魏政府还多次将降附的柔然、敕勒等部族安置到高平、薄骨律等镇。皇兴四年(470年)，柔然万余户降魏，魏分徙其众于高平、薄骨律两镇。(《魏书》卷58，《杨播传》)公元6世纪初，中亚厌哒进攻高车国，杀穷奇，高车(即敕勒)部众离散，其中一部分投奔柔然，一部分投归北魏。魏宣威将军、羽林览孟成抚纳高车降众，安置于高平镇。(《魏书》卷103，《高车传》)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大都以畜牧见长，加上宁夏自古水草丰茂，畜牧业发达，所以，这里自然便成了北魏的畜牧业基地。史载：孝文帝拓跋宏时，“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魏书》卷110，《食货志》)宁夏南部的北魏暮葬出土有陶牛车等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彭阳新集北魏墓》，载《文物》1988年第9期)
唐代设在宁夏及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羁縻州。
唐代，尤其是贞观以后，宁夏再次成为容纳包括突厥、鲜卑、柔然、粟特等众多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区，移民的类型与数量又有增加，特别是少数民族移民，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民族成份，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唐廷为安置这些少数民族，又设置了为数众多的“羁縻州”。
“羁縻州”，类似于秦汉时期的“典邦国”、“典属国”，是我国古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一种政策和制度。在古汉语中，羁字原义为马络头；縻字原义为牛靷。羁縻，喻牵制联系之意，藉以形容天子与边疆四裔之关系，羁縻不绝。“羁”和“縻”连用于政治术语，始于西汉武帝时。唐代的统治者把羁縻政策推向高潮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记载：自唐太宗平定突厥，西北各少数民族便纷纷归附内属。太宗“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新唐书.地理志》并提出了对少数民族和汉族要“爱之如一”。虽然在当时民族压迫制度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做到，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改善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唐代的羁縻州（府）数量很多，总数达“八百五十六”（当代学者考证，唐羁縻州有865）个之多。其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新唐书.地理志》
唐时宁夏属关内道，归京畿管辖，主要安置的是内附的“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诸部。其中在宁夏及周边地区(灵、夏、原、盐等州)共设置51个羁縻州15府。著名的羁縻州府有鲁、丽、塞、含、依、契等“六胡州”及皋兰、高丽、祁连；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及安乐州(长乐州)等。这几个羁縻州府的位置大都在今宁夏中南部及与陕西、内蒙交界地带。
关于前后“六胡州”设置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旧唐书.地理志》“灵州大都督府”条有明确的记载：“贞观二十年(646年)铁勒归附，于（灵）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永徽元年（650年），废皋兰等三州。调露元年（679年），又置鲁、丽、塞、含、衣、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元和郡县图志》也说“调露元年于灵州南界置”。但《新唐书.地理志》与此稍有差异，说置“于灵、夏南境”。
羁縻州有大、小之分：大者为都督府，小者为州（间有特小不称州而称县者），州属于都督府，都督府属于都护府，都护府属于边疆的道。都督府设都督，州设刺史，皆由当地首领充任，得以世袭。羁縻州的居民有旧、熟户之分，“旧户久应淳熟。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册府元龟》卷992)所谓“王人”，就是有编籍的百姓。因此，“羁縻州”既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始特点：1、以原有的民族政权、部落活动范围作为羁縻府、州的行政区划的基础(后期也有侨居他地者，如东皋兰、燕山等州)；2、以原有民族政权、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递相统率，并得世袭，由都护或边州都督统领节制：3、居民不直接向唐王朝缴纳赋税，由首领向唐朝进献方物土产；4、可以保留本部兵卒，守疆卫土，但要服从唐朝朝廷调遣。这一特殊的行政管理政策和制度为后世继承和防效，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唐朝安置突厥、铁勒、沙陀于宁夏。
突厥，本是西域小国。据《隋书》记载，其祖先是十六国时期居住在宁夏南部一带的“平凉杂胡”。但更多的说法是突厥出自铁勒集团。铁勒，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汉魏时期称“丁零”，北魏时期叫“高车”，隋唐则称“铁勒”。其分布范围很广，主要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唐努山、萨彦岭一带，后来迁徙至天山东麓。《隋书.铁勒传》云，共有40余部，虽然姓氏有别，但总号为铁勒，突厥属其一支。大约六世纪中叶，突厥征服铁勒。至隋唐，突厥已成为漠北最强大的汗国，其势力已深入宁夏。唐贞观四年（630年），唐大败突厥，颉利可汗率10万部众附唐，唐太宗采取温彦博的建议，将其安置在灵州至幽州一线。建立了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四个都督府以分管突厥部。唐完全按照突厥族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统治结构予以安置。对于所降的部落首领，按其原有职别分别拜为将军、郎将。将军、郎将以上的有500多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竟达百余人。又以思摩赐李姓，仼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突利可1干被仼命为顺州都督，均统帅原有部众。《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
贞观十年(636年)，阿史那社尔率其部众归附唐朝。唐授其为左骁卫大将军，并招其为附马，将衡阳长公主嫁给他。其部属也被安置在灵州境内。阿史那社尔以后屡立战功，官至右卫大将军，去世后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突厥沙钵罗护叶率众归附，唐朝将阿史德特建俟斤部落置于皋兰、祁连二州，隶属灵州都督府。《唐会要》卷73
铁勒在六世纪中叶被突厥征服后，一直处于突厥的统治之下。隋末、唐初逐渐壮大起来。其部大约有十多个部落，人们一般简称其为“九姓铁勒”。据史书记载，铁勒人虽“姓氏各别”，“但并无君长”，后来才有“酋帅”。其经济生活以游牧、射猎为主，风俗习惯“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贞观初年，铁勒的薛延陀、回纥、咄摩支、拔野古、仆骨等10余部反叛突厥。除薛延陀强大后在漠北建立汗国外，其余诸部都加强了与唐朝的联系并有意归附。贞观六年(632年)，契苾何力随其母率契苾部6000余家内附唐朝。唐太宗将其安置在甘、凉二州。契苾何力进京被授予左领军将军，贞观十四年(640年)为葱山道副大志管，其弟沙门为贺兰州都督。(《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贞观二十年(646年)，铁勒咄摩支部降唐。唐太宗得知此一消息，便下诏书说：铁勒“诸部或来降附，或来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自当诣灵州招抚”。于是，他一面发大军将薛延陀部消灭，一面做好了接受其余诸部的归附。贞观二十年九月初，唐太宗抱病赶赴灵州。中旬，铁勒诸部首领相继而来，有几千人之多。太宗接见了他们，铁勒首领也“咸请列其地为州县”。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太宗还创作了几首五言诗，其中一首有“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句，并勒石为铭。
唐朝为铁勒诸部共建立六府、七州，其中的皋兰州、高丽州、祁连州、缘州等在今宁夏境内。宁夏青铜峡市玉泉营曾发现契苾何力孙女墓葬，据墓志记载：其丈夫为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氏，契苾氏去世时年仅24岁，葬于皋兰州。当时的皋兰州主要安置浑部。以浑部酋长大俟利发浑汪为皋兰州刺史。浑氏以下二百年中史籍有记载的大将约有30多人，其中浑释之，曾任朔方军军官，积功上升到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封宁朔郡王；其子浑瑊为唐德宗时宰相。浑瑊11岁起，就跟随父亲上前线参加战斗。由于他胆大艺高，特善骑射，当年就荣立“跳汤功”（特为少年兵所设，意为少年英雄）。后来又在与贺鲁部作战中，勇冠全军，再次荣获“折冲果毅”的称号（战斗英雄），并首次指挥一支队伍独立参战。“安史之乱”事变中，他曾率部归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指挥，在河北战场上与叛军作战。一次在攻打叛军首领史思明坚守的常山城（今河北唐县）时，他一箭射死守城叛将李立节，官军乘势一鼓攻占该城，浑瑊立头功，升为右骁卫将军。唐肃宗在灵州登基时，他又率部赶到行都，成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收复京城长安的得力助手。在平定“安史之乱”的8年战斗中，他身经百战，军功卓著，升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实封二百户。唐德宗时，浑瑊、杜希全等将领，带领官兵6000余人，仅用20天时间，就修复被吐蕃摧毁的盐州城，圆满的完成了皇帝交办的筑城任务，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扬。大诗人白居易还专门为此创作了《城盐州》名诗一首，传诵至今。(据《宁夏通史》) 浑瑊有5个儿子，都担任高官。
沙陀，原名处月，为突厥之别部。原居金娑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达山，一说为尼赤金山）南，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东。因其居地多大沙丘——沙陀，故号沙陀突厥，简称沙陀。早在永徽四年或五年 (653或654年)，唐于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羁縻州。702年(武周长安二年)处月酋长沙陀金山因从征铁勒有功，被授予金满州都督。后因吐蕃所逼，沙陀酋长率部徙于北庭。吐蕃又迁沙陀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酋长朱邪尽忠和长子朱邪执宜终于忍受不了吐蕃的挤压，率部众三万落投归唐朝，途中朱邪尽忠为吐蕃追兵所杀，朱邪执宜率残部约万余人、马3000匹来到灵州。唐朝将其安置在盐州，设阴山都督府，以朱邪执宜为兵马使，流散各处的沙陀人相继归来，势力逐渐增强。朱邪尽忠的弟弟葛勒阿波也率残部700人投奔灵盐节度使范希朝。这是沙陀内迁之始。唐懿宗时，朱邪执宜的儿子朱邪赤心率骑兵契助唐朝镇压庞勋起义，被授予大同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后又因助唐抵御回鹘而迁为鄜延、振武节度使。此后，沙陀代有名人，如李克用(国昌子)、李存勖(克用子)、李嗣源等。
唐代吐谷浑内迁宁夏。
吐谷浑源于鲜卑东胡系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游牧民族，原居“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东北)。公元四世纪，由于战乱迁徙至甘肃、青海地区，与氐、羌杂居，“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是个以游牧为主业的民族。“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到了唐代，又“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其俗颇识文字。”“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羅。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财，贫人窃女而去。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诸嫂。丧有服制，葬讫而除。国无常税，用度不给，辄敛富室商人，以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死，他犯则征物以赎罪。”《唐书.吐谷浑传》地方，气候寒冷，适宜种大麦、蔓菁等。其养马业十分发达，培育了多种良马，最著名的有“龙利”和“青海骢”等品号。也好狩猎，知道种田，主要有大麦、粟、豆类等。手工业冶铁技术也较发达，有采矿、制作等部门，也造兵器。《北史.吐谷浑传》
吐谷浑占据与活动的地方——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正好是中原王朝与西域交往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处理好与吐谷浑的关系，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是隋、唐王朝的重中之重。初时，吐谷浑王伏允对中原王朝（隋）很不友好，经常劫掠商旅行人、侵犯边塞。隋炀帝曾亲率数十万大军征讨，伏允大败而逃，到党项避难。隋炀帝立伏允子慕容顺为王，令其统率吐谷浑余众。但在隋大业末年（618年），因中原爆发农民起义，伏允乘机又收复了河湟和河西走廊，对中原王朝又勾成严重威胁。
唐灭隋后，慕容顺率部来归，从江都到了长安。伏允也曾与唐朝友好了几年。唐太宗即位后，伏允又故伎重演，屡次犯边，先寇鄯州（今青海乐都），又掠岷州（今甘肃岷县），俄寇凉州（今甘肃武威）。虽然每次都被唐军击退，但就是屡败屡犯。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诏名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道彦、李大亮、高甑生等率重兵征讨。伏允兵败自杀。伏允的儿子慕容顺早就对其父的内政、外交政策不满，这时见时机已到，便杀了国相天柱王，率众降唐。继位以后，采取了与其父截然不同的政策，与唐朝通好。唐太宗便封其为“西平郡王”、青海国王，食邑一万户。但很快慕容顺又被叛臣所杀。其子燕王慕容诺曷钵继承了吐谷浑王位，继续与唐朝通好。
贞观十年(636年)诺曷钵亲往长安谒见唐太宗，并请求与唐室通婚。唐太宗答应了诺曷钵的请求。贞观十三年(639年)冬，诺曷钵到长安迎取。翌年春完婚归国。弘化公主是唐高祖李渊弟弟李道明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亲族妹，是唐朝第一位和亲公主，也是唐朝所有和亲公主中与皇帝血缘最亲近、地位最高的一位。
龙朔三年(663年)，位于青藏高原上的强悍民族吐蕃进攻吐谷浑国并占领其国土。诺曷钵请求唐朝帮助其复国。咸亨元年(670年)大将薛仁贵受命支援，但因其副将郭待封遗误军机，对吐蕃战争遂告失败。吐谷浑完全失去了复国的希望，便要求“内属”。
咸亨三年（672年），唐廷将诺曷钵部先迁至浩澶水(今青海大通河)南。可是诺曷钵以吐蕃势盛、不能安居，提出内迁。唐高宗便诏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迁其部众于灵州之地，在今红寺堡南罗山脚下的红城水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欲其安而且乐也”。(《旧唐书》卷189，《吐谷浑传》)
1974年，在下马关赵家庙发掘一座被盗掘过的唐墓，清理出了一方十分珍贵的墓志。据墓志载，此墓主是吐谷浑诺曷钵曾孙慕容威。该墓志铭详细记载了自诺曷钵以下至慕容威共五世袭封历史，即：诺曷钵，弘化公主嫁于他，拜驸马都尉，封河源郡王，食三千户，又进封为青海国王，食邑一万户，垂拱四年（688年）卒；其子慕容忠，袭封为青海国王，拜右武卫大将军，封成王；其孙慕容宣，封辅国王，圣历（698年）初拜左领卫大将军；其曾孙即墓志铭传主慕容威拜左武卫郎将，迁左领军卫大将军，仍充长乐州游弈副史，将统戎族，至德元年（756年）慕容威卒；玄长孙慕容全袭封左领军卫大将军，玄次孙慕容亿拜信王，玄季孙造种未仕。这是吐谷浑贵族慕容一支在安乐州的世袭历史。
慕容威，又称慕容神威（？——758年）。慕容神威在世时，长乐州为吐蕃国属地。慕容神威任长乐州游奕副使。乾元元年（758年）去世，葬于长乐州南之原，即今下马关赵家庙。
据新《唐书》：“贞元十四年（798年），以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青海国王，袭可汗号。复死，停袭”，可知，长乐州慕容氏自咸亨三年（672年）诺曷钵率残部入灵州境置安乐州任刺史起至慕容复死后“停袭”，共袭封六世历经至少126年。一个多世纪，他们在这里劳动生产，繁衍生息，对民族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唐代昭武九姓内迁宁夏。
“昭武九姓”，是中国自南北朝至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铁勒人之一部)或其后裔小国的泛称。《北史.西域传》说，“其王本姓温，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其实不止九姓。《新唐书》除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还以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附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另据《北史》、《隋书》，乌那曷、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
粟特人以善长经商而闻名于世。粟特人进入宁夏地区，大约在北朝时期，北魏破大夏，曾收“胡户”安置于“胡地城”。此胡户中就有粟特人。
唐代，宁夏及周边地区的“六胡州”，是安置昭武九姓胡的主要地区之一。另外，当时宁夏南部的原州也有粟特人聚集。
唐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归附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便设置了鲁、丽、塞、含、依、契六州即“六胡州”。关于六胡州的地望，《旧唐书.地理志》说在“灵州南境”；《新唐书.地理志》说在“灵(州)夏(州)南境”。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国家旧置六胡州在灵州界内。”《元和郡县图志》从各种迹象看，六胡州应在今宁、陕、内蒙交界地带。初期的六胡州规模较大，人口众多，这可从康待宾作乱“进逼夏州”时“有众七万”，看出端倪。《资治通鉴》
但是，由于六胡州是属于羁縻州的性质，粟特人在这里保持了较为巩固的部落组织，并未完成部落民向唐之编民的转变，虽然唐庭以部落首领为各州刺史(包括都护、县令)，民族矛盾仍然突出。这从几个州频繁的并、废变化中即可看出：调露元年（679年）设六胡州，长安四年（704年）便将六州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707年）又置兰池都督府，撤销匡、长二州的建置，将六胡州更为六县，仍属兰池都督府……这样频繁的变更，当然会引起不满，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人康待宾起兵作乱，“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资治通鉴》开元九年(721年)条下载）。唐玄宗诏命朔方大总管王晙与陇右节度使、御林将军郭知运共讨康待宾。直至七月初四，王晙才将叛军彻底击败，生擒康待宾，斩杀叛胡1.5万人。十六日，康待宾被腰斩于长安。
唐庭在平息了这次叛乱后，便于开元十年（721年）将上述六县撤掉，但保留了鲁、丽、契、塞四州。开元十一年（723年），强制迁移六州残胡5万许口于许（州治今许昌）、汝（治今沁阳）、邓（治今邓县）、仙（治今叶县西南）、豫（治今汝南）等州。开元十八年（730年），恢复匡、长两州的建置。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将江淮各州放逐的胡人迁回，安置在原兰池州一带。
唐时“六胡州”昭武九姓出了不少名人。
康国出身的名人除作乱的康待宾、康愿子外，还有平定康待宾的唐朝将领康植及其家族。《新唐书.康日知传》载：康植是灵州人，初仕朔方军。开元年间，随王晙平叛，亲缚康待宾，平六胡州，因功勋卓著，受到唐玄宗的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其子康日知、孙康志睦、曾孙康承训等都是唐朝名将。 大中三年(849年)夺取原州等三州及七关的泾源节度使康季荣等也是康国人。
安国出身的名将有安永寿。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到灵州接受铁勒诸部归附，修书是慰铁勒首领，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资治通鉴.唐纪》卷198)，此“安永寿”即为安国人；六胡州之一的鲁州刺史安思慕是安国人；开元间随康待宾作乱的首领安慕容也是安国人。固原南郊出土一块“安娘墓志”，此“安娘”亦为安国人后裔。
何国出身的名将有何孝物、何俊、何黙、何进滔、何重霸(又名何重顺、何弘敬)、何全皞等，同门六世，均为“灵州人”。其中何进滔官至魏博节度使，居魏州十余年，致力于保境安民，“大得民情”。(《旧唐书.何进滔传》卷181)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发现一何国人家族墓地，据其中一块墓志载，其先为大夏月氏人，也就是何国人。祖父为何乙末，父亲为何盘陀，本人可能为六胡州之一的鲁州都尉，死后葬于鲁州如鲁县，(宁夏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附墓志录文。) 魏博镇将何进滔，为灵武人，亦为何国后裔；大将何文哲据其墓志记载，世为灵武人，其先亦为何国人，“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卢兆荫《何父哲墓志考释》，《考古》1986年6期)开元年间随康待宾作乱的何黑奴亦为何国人。
史国出身的名人有史道德、史周洛、史宪诚、史宪忠、史唐(史孝章)等同门四世，在唐名重朝野。史氏家族“本北方之强，世雄朔野”，后附唐内徙灵州。《新唐书.史宪诚传》卷210上世纪八十年代，史道德墓在宁夏固原南部发现，根据墓志记载，史氏一族在北周时来到原州，隋唐时一直在本地为官，与康国人、何国人通婚。另，唐朝元和年间灵武名将史敬奉也是史国人。
石国出身的名人有石神奴，他曾随康待宾作乱。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部将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是石国人。盐州裨校石璟亦为石国人，其五代孙即石敬瑭，曾为后晋皇帝。
六胡州被废以后，唐朝又在六胡州故地设置新的羁縻州以安置归附的回纥部。据《唐书.地理志》载：“开元初，废（鲁、丽、塞、含、依、契等六胡州）。既又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仍寄灵州界，而燕然、鸡鹿、鸡田三州，俱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也。至德后，俱废。”
新设的六个羁縻州地望清楚，规模都不大，人口也不多——这是汲取前六胡州规模过大、难于控制的教训的结果，其中，“燕然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户一百九十，口九百七十八。”“鸡鹿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户一百三十二，口五百五十六。”“鸡田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户一百四，口四百六十九。”“东皋兰州，寄在鸣沙界，九姓所处。户一千三百四十二，口五千一百八十二。”“燕山州，寄在温池县界，亦九姓所处。户四百三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六。”“烛龙州，在温池界，亦九姓所处。户一百一十七，口三百五十三。”《唐书.地理志》上述六州寄治地回乐(今吴忠)、温池(今盐池县惠安堡镇)、鸣沙(今中宁鸣沙镇)诸县，均在今宁夏境内。
目前在这一地带发现的古城遗址中已有盐池兴武营被确定为“六胡州”之一的鲁州所在地。1985年6、7月间，宁夏博物馆考古部对盐池县苏步井乡硝池子村西约5km窨子梁(38°05′14″N，107°08′07″E)唐墓进行了挖掘，共发现6座墓葬。窨子梁，亦称窨子梁山，平均海拔1500余米，周围分布有流动沙丘。该墓地属于家族墓葬群，其中3号墓出土有墓志，题作《大周□□□都尉何府君墓志之铭并序》。志文称：“君，大夏月氏人也。……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口口里私第”，“迁窆于□城东石窟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池县博物馆：《宁夏盐池县古长城调查与试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据此可知，窨子梁古称“石窟原”，“□城”当为“州城”或“县城”，鲁州城应在窨子梁以西。墓葬中出土的一对石门扇有胡旋舞雕刻，后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从碑文石刻和文物可知，该墓葬群属于一何姓粟特家族，主人之一为西域康国昭武九姓中的一支，曾任都尉之职，其祖父曾做过柱国，卒于六胡州之一的鲁州。这就是说，今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一带，唐初应为鲁州辖境。
由窨子梁一带向西进行考察，发现距该墓地最近的古城址兴武营完全符合上述记叙。兴武营是明代正统九年(1444年)营建于毛乌素沙漠西南缘的一个边防要塞，全称兴武营守御千户所，曾驻戍千户人家，属宁夏后卫管辖。在兴建兴武营时，当地已“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俗呼为半个城”（嘉靖《宁夏新志》卷1《边防》）。在兴武营墙体中夹有铁块、炭屑、灰陶片等古时器物，经宁夏考古研究所王仁芳同志从口沿推断，墙体中混筑的乳丁纹陶片系典型唐代遗物。2005年8月考察时，曾捡到半枚“开元通宝”，发现城内文化层多骨块。采南墙夯层所夹动物骨骼测定年代，其14C惯用年龄为1152±48aBP，树轮校正年龄为Cal AD 875±93，时代略当中唐至晚唐之遗存。此外，在城内还见到宋、西夏时代的“吴牛喘月”、“瓶花”等。以上证据，足以说明兴武营在明清以前曾是一座较大的唐、宋、西夏城池，各种资料均显示应为六胡州之一的鲁州城。
新胡州的名人也不少。著名的灵州浑氏家族浑释之、浑瑊就出身于新胡州之皋兰州。
唐、五代吐蕃及回纥东徒宁夏。
吐蕃在六世纪时还只是青藏高原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松赞干布时代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向四周扩张。吐蕃与唐朝的关系较为复杂，在维持与唐王朝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又不时对唐廷进行袭扰。唐室也曾有三个公主下嫁吐蕃，与之和亲。但其间的战争也不在少数。
吐蕃首次定居宁夏是在武则天时期。长寿元年(692年)吐蕃部落万余人内附，和党项人一起被安置在灵州、夏州之间。唐置十个小州加以管理。(《资治通鉴.唐纪》卷205)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内侵，广德元年(763年)攻陷原州、安乐州、秦州、渭州等地，著名的原州七关---木峡、石峡、制胜、木崝、石门、驿藏、六盘----也被其占领，宁夏大部分地区落入吐蕃之手。建中四年(783年)，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宰相尚结赞结盟于清水(今甘肃清水)。依盟约规定，唐朝守界在弹筝峡(今固原南三关口)西口，北面则以贺兰山骆驼岭为界。(《旧唐书》卷125，《张镒传》)因此，宁夏大部归吐蕃占领。吐蕃统治宁夏约80年之久。由于吐蕃是个游牧民族，其生活习俗迁徙不定，所以在占领城池后很快便放弃了，例如，吐蕃在占领原州城后，便弃之不用，而处于军事要地的小城堡----摧沙堡(今原州南30里)，吐蕃人则尽力守卫。后来，吐蕃人逐渐懂得了利用城池。贞元年间，“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旧唐书》卷12，《宗崇本纪上》) 吐蕃常到占领区外掠夺人口，并将其安置在占领区宁夏境内。如贞元三年(787年)“九月二日，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界民庶，徙于安化峡(今泾源西)西”。(《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大中三年，吐蕃内乱，摄于占领地人民的反抗，宰相恐热愿才以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峡等七关归还于唐，退出宁夏。
回纥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唐德宗时改称回鹘，为九姓铁勒之一。早在唐武则天时代，为躲避突厥的侵掠，回纥汗国中的一部与其外九部的契苾、思结、浑三部内迁甘、凉二州。从唐末五代始，河西回鹘有一部移居宁夏贺兰山。至宋端拱二年(989年)，贺兰山的回鹘出现了都督石仁政、么罗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等四大家族，可谓人文蔚然。
宋初党项入主宁夏。党项人入住宁夏的时间很早，后来又以宁夏为中心建立了西夏政权，雄距西北190多年，与宋、辽、金形成鼎足之势，是宁夏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对宁夏的地域文化影响巨大。因本书有专章论述，故此处不赘。
元明时期蒙古、回族入住宁夏，亦因有专章叙述，此处不赘。
清代满族入住宁夏及迁徙回族移民。
满族入住宁夏是以八旗兵驻防开始的。清顺治六年(1649年)，居于河套一带的蒙古鄂尔多斯台吉扎木索和多尔济等劫持清朝使臣图鲁锡逃亡贺兰山，并以贺兰山为大本营，经常袭击清军。顺治七年(1650年)，淸朝派喀喀穆率八旗大军征讨。这是八旗官兵进入宁夏之始。但真正驻防宁夏则是康熙年间的事了。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八旗兵3400名、弓匠铁匠72名首次驻防宁夏，占用民居暂作兵营。21年后，康熙才诏令“将宁夏所圈民房九千余间悉还于民”。(《乾隆宁夏府志》)康熙三十年(1691年)，兵部郎中格升会同将军尼雅翰等率西安满兵全军，领绿骑官兵4000驻扎宁夏。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又令“将西安所备兵一千五百发至宁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宁夏驻军首次设置将军、副都统的官职。将军(从一品)、都统(正二品)由皇帝直接仼命委派，其余协领、佐领、防御、尉骁骑校(分别为正三品至正六品)、云骑尉、恩骑校和笔帖式(军内七品、八品文官)等，皆由行伍内部选拔提升。
雍正初年在宁夏府城东北五里(今银川市金凤区满春乡)创建宁夏满营，仍由东北抽调八旗兵到宁夏驻防。原来规定驻够三年便回调原籍，另派八旗兵接防，但历届都未能如期调防。乾隆元年(1736年)终于决定：八旗兵在各地固定驻防，不再换防。于是宁夏八旗兵和工匠连同家属共一万多人(最多时连同家属工匠共二万三千余人，人口仅次于汉、回，居第三位)从此永久定居宁夏，乾隆五年之后一直聚居于新满营，达170多年。
回族至清代，已成为宁夏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同治事变后，宁夏人口急剧下降，“往往数十里村落廖廖，人烟绝无”，“十室九空”。(《朔方道志》)为尽快恢复封建秩序，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迁徙宁灵地区的回民于外地，以“涣其众，孤其势”。当时有两种迁置意见，一种是以蜀军统领黄鼎为代表，主张将宁灵地区的回民迁往江南，实行民族同化；另一种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就地消化，他说：“自古迁徙之举，均系自内而外，无由边迁腹之例。”他并提出迁置原则：一是“须为绝荒地亩，且有水灌溉”；二是“须自成一片，又使聚族而居，不与汉民杂处”；三是“须为一片平原，缺山河险恶之利，距大路远近适宜，以便管理”。按照这一要求，将原金积的回民12000多人迁往固原地区“拔荒安插”；将金积堡附近的陕西回民9000多人迁到化平（今泾源县）；将王洪堡附近回民迁至灵州(今灵武)附近；将在固原居住的陕西回民数千人迁至甘肃平凉大岔沟一带；将宁夏府城(今银川城内)的回民迁至灵武、吴忠一带。左宗棠又将“董字三营”眷属2200余口从陕北迁移至金积堡。同时，外省一些回汉民众为生计所迫，也自发迁徙宁夏。据《重修隆德县志》载：“自经同治杀劫后，全县属地十庄九空。于是秦安人、静宁人负耒而来，回种各派，则陕西回、河州回，随安插而聚。及编门牌、清丁口，本户十之二三，客方十之七八。”
第三节 移民特色文化
对于宁夏的移民特色文化，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归纳和表述。这里，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归纳宁夏移民文化的四个特点，这就是：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人地和谐，冲突、融合与更新。
一，五方错杂
移民运动最后直接的结果就是“五方错杂”。这是宁夏移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五方”，源出于古老的《易经》。古代的人们认为：
“天生五行，充满宇宙间，无在无不在。布象于天，则为五星；分位于地，则为五方。”（《周易孔义集说》）古人习惯于把“五”作为天地之间数字的比值，所谓“天地之数，以五为率”。所以，有所谓“五帝、五方、五品、五常、五行、五音、五味、五色”，皆以“五”来命名。正因为“五方”代表了地上的万事万物，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所谓“五方之土”、“五方之地”、“五方之区”、“五方之民”、“五方之国”、“五方之主”、“五方之物”、“五方之言”、“五方之音”、“五方之位”、“五方之风气”等等的说法。(参见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
历史上移民大潮屡屡席卷宁夏，使大量外籍移民迁入宁夏大地的各个角落,各地毫无例外地出现了“五方错杂”的情况。这在正史及宁夏现存的各类地方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例如，现存宁夏最早的《宣德宁夏志》，就记载说：“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人皆有之……”并引宋熙宁间常山侯宋敏求撰写的《长安县志》的话说：“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亦犹是矣。”[1]《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民国《朔方道志》等志书也都用“杂五方”来形容宁夏的移民社会。
这说明了两点：第一，就一般意义而言，见诸文献的“五方错杂”，主要是针对当地人口稠集、户口繁众、居民成分不一、风俗有别而言，也就是说，主要指的是风俗，而非移民。但对宁夏这个自古以来的移民地区来讲，土著人口稀少，大量的人口是从外省区迁入定居的。因此，宁夏的“五方错杂”，就不仅仅是指风俗了，它是由跨省际的大移民运动造成的。“五方错杂”，既是大移民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宁夏移民社会的表征。第二，宁夏的移民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地土著，这是宁夏移民社会根本的标志。
关于历史上宁夏移民人口的数量及与土著人口的比例问题，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目前，学界在对历史上宁夏人口统计数据的估计上，之所以迟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宁夏是一个后建省区，其辖区代有变化，历代官方没有完备的、现成的宁夏人口资料。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文献上关于宁夏人口资料的记述，大概有以下3种形式：（1）不记境内的土著多少，只记迁入移民之多。例如：《史记》记述秦代“迁北河榆中三万家”。……（2）只记移民的原籍有多少种，不记各种移民的数量及比例。如《宣德宁夏志》：“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人皆有之……”《民国固原县志》：“西南各区人民，由平、镇、宁、朔迁入者居多数，移民殖此者居较少数。”(3)只记境内土著与移民成分的大约比例，不记具体数量。例如：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留下来的西夏原居民“百无一二”；《重修隆德县志》载：“自经同治杀劫后，全县属地十庄九空。于是秦安人、静宁人负耒而来，回种各派，则陕西回、河州回，随安插而聚。及编门牌、清丁口，本户十之二三，客方十之七八。”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正如宁夏方志所说，宁夏“土著老户，寥落无几……其他皆迁移户，或屯戍此地者，遂世居焉。”《民国固原县志》——宁夏的移民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地土著——这正是我们使用“五方错杂”的最主要用意。
二，风俗不纯（注：本目参照并汲取了吴忠礼《宁夏志箋证》的观点和资料，谨表谢忱。）
由于“五方杂处”的形形色色，因此就必然出现“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的情况，随之而来的便是“风俗不纯”。
所谓“风俗”，是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时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诗经.周南.关睢.序》曰：“美教化，移风俗。”孔颖达疏《汉书.地理志》云：“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据此可知，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
所谓“不纯”就是不单一，不只一种。换句话说，就是多元、复合。“不纯”一词在这里没有贬义，它是宁夏移民特色文化“多元、复合”特征的另一种表达。
关于宁夏旧时风俗，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我们仅举三种“宁夏志”的记述为例。
《宣德宁夏志》“风俗”云：“其土居之人，性勇，锐于战斗，善畜牧，然甚崇敬释氏，重觋。《金史.夏国赞》亦曰：‘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也……”
《嘉靖宁夏新志》除重复《宣德宁夏志》的说法外，又加“笃信禨鬼，尚诅咒。(《宋史.夏国传》)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金史.夏国赞》)杂五方，尚诗书，攻词翰。(旧志)重耕牧，闲礼义(新志)” 并有注曰：“宁夏自正德(1506-1521)迄今，服食以靡丽相竞，财用以浮费渐耗。然少食则馁，无食则毙。兹以五谷粜贩而为之害，有益作无益，实非边镇所宜。巡抚都御史杨守礼恶其漓薄而深忧远虑，故谕之以德言，禁之以宪法，人乐从于雅淡，君子伟之。”
《乾隆宁夏府志》又将前述一些风俗具体到了“灵州”、“后卫”、“中卫”等地。如说：“灵州尚耕牧，工骑射，信机鬼(《旧志》)。”“富强日倍，礼义日新。(《新志》)”“后卫务耕牧，习射猎。(《新志》)”“中卫人性勇干，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旧志》)”“居室惟公署，宦族覆瓦，民家皆板屋，覆以土，犹秦风之遗。中堂供先祖，或悬佛像。”“食主稻、稷，间以麦。贫者饭粟。中人之家，恒以一釜并炊稻、稷：稻奉尊老，稷食卑贱。”“衣布褐，冬羊裘。近世中家以上，多袭纨绮矣，女服尤竞鲜饰。” 这又与《乾隆宁夏府志》另一处记述相一致：“圣祖时以武节奋功名、秉旄钺者，一郡常数十人。甲第连甍，金貂累叶，往往以宫室车服相竞，习俗侈靡，有由然矣！”当时宁夏文人写道：“银川自昔以武竞，开国以来称艳盛。豹韬虎符各起家，烟阁云台多著姓。”(王宋云《银川书院落成》。见《乾隆宁夏府志.艺文卷》
这几种方志中所谓“土居人”，即本地人、土著人。而宁夏于明代初年“空其城”，居民已被“内迁”。虽于洪武九年(1376)复卫，已非原貌。因此，《宣德宁夏志》所谓“土居人”，实指西夏及元代遗民；其风俗，亦为夏、元遗民风俗。而夏、元遗风，还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朔方道志》等志书中的“杂五方，尚诗书词翰”，则说的已是“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人皆有之……”的风俗与特征了。因此，《宣德宁夏志》所谓“土居人”，实指西夏及元代遗民；其风俗，亦为夏、元遗民风俗。而夏、元遗风，还可追溯到很久以前。
比如所谓“性勇，锐于战斗”之说，实出于《汉书.地理志》：“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卷六九)。由此可见，尚勇之风古已有之。
又比如所谓“善畜牧”，源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关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故在秦始皇时代，今宁夏南部地区的乌氏县就出现了一个名“倮”的大牧主，其“畜至用谷量马牛”，即马、牛多得以山谷为单位来计数。再往前追溯，早在公元前320年，当秦惠文王游至今宁夏北部的眴衍县时，就有“献五足牛者”(《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故宁夏先民“善畜牧”确有史据。
所谓“敬释氏”，就是敬奉释迦牟尼，也即信仰佛教之意。这显然是夏、元遗风。因为西夏统治宁夏时期，佛教曾为国教。西夏朝野、官民，确实信佛成风。比如建都兴州(今银川)、奠定西夏立国基业的第一个西夏国王李德明，就“晓佛书”(《辽史》卷105《外国记.西夏》)；他的儿子、西夏第一个皇帝李元昊，也“晓浮图法”(《隆平集》卷20)；还有一个皇太后，即夏毅宗(谅祚)的生母没藏氏，曾出家为尼；另有夏神宗遵顼的儿子德任，曾避太子位出家为僧。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在都城兴州(今银川市)东兴建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天祐垂圣元年(1050)又兴建承天寺；后又于鸣沙州兴建安庆寺。还不遗余力用西夏文译写大藏经。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层面，当时的西夏，佛教文化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黑鞑事略》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国师显然不是一般的和尚（西夏人叫比丘），但国师有如此广泛的性优先权，佛教在西夏古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就可想而知了。佛教本是出家人灵魂和生命的寄身之地，远离俗务，不近红尘，本是其宗旨之一。但西夏是一个主要由党项民族为主体组成的以游牧为主业的国家，在此之前崇尚一种原始的、自然的生死观念，两性之间没有那么多的禁区和鸿沟，在对待性的方面保留有许多游牧民族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在许多论著中都有过介绍。一个重要例子是出家为尼的没藏大师照样生孩子，而这孩子的父亲就是西夏皇帝李元吴。元代诗人马祖常在《河西歌》中说：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翟昙做夫婿。”（马祖常：《石田文集》卷5，《四库全书》本。）“翟昙”，即乔达摩，原为释迦牟尼的族姓，这里当泛指僧人。诗中所描写的河西地区的旧俗，和《黑鞑事略》一书所记可以互相印证。
元灭西夏，于夏国故都原地置西夏、宁夏行省，后改为宁夏府。由于元统治者也十分崇佛，所以宁夏地方仍是佛教昌盛之区。据《元史.英宗纪》载，延祐七年(1320年)朝廷一次就拨款212万贯“修宁夏钦察佛事”。不几年，又于泰定四年(1327)下令“修佛事于贺兰山”(《元史》卷30《泰定帝二》)。元朝在宁夏设立河渠司时，除派两位五品官管理外，还另“参以二僧为之”(《元史》卷22，《武宗一》)，而西夏僧人冲卜却被尊为封国公。冲卜死后，又让其弟监藏班臧卜袭封)(《元史》卷33《文宗二》)。由于西夏、元朝时期佛教在宁夏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宁夏风俗至明仍“甚崇敬释氏”。
所谓“重巫觋”，就是重巫术。原始社会开始时，人们普遍信仰神灵．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人们每做一件事都要求助于神灵－－人类尚处于童年阶段，巫术广泛流行．其职事具有很强的技艺性，于是从劳动者中游离出一批从事巫术的专职人员，“在女，曰巫；在男，曰觋”（《国语》）。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遗绪。据史书记载，古代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吐谷浑、党羌等，大多既崇拜鬼神，又笃信巫术。据《辽史.西夏外纪》裁：西夏人在军事方面有“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辨等，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荖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掣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在生活方面有：“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或把病人“迁他室，谓之‘闪病’。”《西夏书事》也载：“夏俗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宋沈括曾出仼过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对西夏情况甚为了解他在《梦溪笔谈》中，对西夏人以羊占卜的“跋焦”有详尽的记述：“西戎用羊卜，谓亡‘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日庄，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梦溪笔谈》卷十八)1972年在甘肃武威下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遗物中，就有西夏文占卜辞，其中一页的译文是：“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西日与贼遇，戊日有倍利，亥日心欢喜”(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23页)。
其实，由于宁夏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杂处着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因此，其“风俗”也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比如，历史上入住宁夏的匈奴(含西戎)、鲜卑吐谷浑、羌、氐等少数民族各自有着本民族传统的服饰、饮食、居住、婚丧礼仪等社会习俗。史籍记载虽不甚完整，但透过点滴资料，仍可窥其风貌之一斑。匈奴人原来的社会风俗基本与其游牧生活相适应。史载匈奴“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汉书》卷94《匈奴传》)，“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兎”，“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弓为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力铤”(《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适应游牧经济的需要，其俗“贱老贵壮”，重亲情，重血族复仇，“重兵死，而耻病终”(《隋书》卷84，《突厥传》)，“战死，壮士所有也”(《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擒杀仇敌的首领后，将其头装饰为酒器。但自汉以后，因与汉人杂居，已开始从事农耕，其饮食逐渐发生变化，渐与汉人接近。《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王.北地郡》载：元初二年(115年)，北地郡“属国降羌胡数千人，居山田畜”(《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王.北地郡》)。《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元初二年(115年)，汉征西将军司马钧命令扶风太守仲光、安定太守杜灰、北地太守盛包等把滇零羌在灵州的庄稼刈去(《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这都说明，各族杂处，其生活和生产方式也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其风俗在继承中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的江南农耕民的迁入，使得“本杂羌戎之俗”的宁夏，因江南人的“习俗相化”，遂变为“塞北江南”——其“风俗不纯”以至于此！(《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灵州”)
到了元、明、淸，由于新一轮的人口更新，宁夏的风俗更为“不纯”。前引元代诗人马祖常的《河西歌》“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翟昙做夫婿。”除能印证《黑鞑事略》中所记西夏的“敬释氏”和性风俗外，还对研究西夏妇女的发式和服饰有很大帮助。这种风俗在明、淸仍有遗存。清人黄恩锡在《中卫竹枝词》写道：“砖塔寺里四月春，何年浴佛起前因。烧香夹道纷男妇，毂击肩摩十里尘。”——这是“敬释氏”风俗的遗绪；“边地从来爱牧羊，自然美利占丰穰。但祈山草连年茂，不羡水田百亩良。”——这是“善畜牧”风俗的遗绪；“独酌窗前酒满樽，停杯窗外月黄昏。谁家纸火因风起，邻妇声声夜叫魂。”——这是“信机鬼”风俗的遗绪；“一代天威绝塞尘，沿边草木尽知春。羱羊野马深秋壮，利镞长枪逐猎人。”——这是“习射猎”风俗的遗绪；“少小能开马上弓，飞驰三箭跃如风。大刀还学翻花舞，二八青年已自雄。”——这是“工骑射”“性勇干”“性勇，锐于战斗”风俗的遗绪。这些风俗在宁夏大部分地区都有。
不但整个宁夏地区因“五方错杂”而“风俗不纯”，就是某一个民族内部，也由于互相影响和时代变迁而至“风俗不纯”。举例来说：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的一个政权。党项族本来的葬俗，据《旧唐书.党项传》记载：“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太平御览》卷791：“死，燔而扬其灰”。但到他们内迁银夏后，其葬俗又有变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记载：李继迁不愿入朝，“伪称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置棺中”。又“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在一首西夏文宫廷颂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红脸祖坟白河上”……。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党项羌人原来的葬俗是将尸体焚烧后将骨灰扬弃或者埋于山洞。这是符合羌人游牧生活的习俗，也符合他们居住地多山的特点。但到他们由原住地内迁至银夏一带后，由于与汉族杂居数百年，其葬俗已有些汉化——以棺木为葬具，并且有了坟墓，同时又保留了原来的凿石为穴、葬于山洞的习惯。到西夏立国以后，其葬俗又有变化。如天庆五年(1198)，西夏南院宣徽使刘忠亮临终前嘱咐其子：待其死后“宜布衣入棺”(戴锡章：《西夏记》卷26)。在西夏占领过的地方，也有“羌人坟垅”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还有佛教的影响，如葬舍利：“罄以银椁金棺，铁甲石匮”。(《嘉靖宁夏新志》)至于西夏王陵，它所反映出的葬俗不是党项羌人原来的火葬洞穴墓，而是汉族的土葬墓。……这说明，由于“五方错杂”，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其风俗也不是那么“纯”了。
再如匈奴族，在未移入宁夏时是地道的游牧民族，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迁入宁夏后，由于与汉人杂居错处，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从汉人中学会了农耕技术，有的更逐渐放弃或部分放弃了游牧生活而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据《后汉书.羌胡传》载：“属国降羌胡数千人，居山田畜。”这个“属国”，指的就是安定属国，也即北地属国。因其治所设在汉三水县(址在今宁夏吴忠市罗山脚下的红城水)，所以又称三水属国。属国本来的意思是“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汉书-卫青传》颜师古注)但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其风俗也因时因地而改变(“居山田畜”)。这种改变(“风俗不纯”)的证据可以从当时安定属国(北地属国、三水属国)的活动地—今同心县李家套子匈奴墓和倒墩子匈奴墓中找到。
据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钟侃的文章称：李家套子匈奴墓地“……有三分之一的木椁墓、一座石棺墓及几座土坑墓。……其葬俗和中原地区东汉时期的墓葬没有太多的差异，说明这些匈奴人在东汉时，其生活习俗已经和汉族很相似了。”⑵
倒墩子匈奴墓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随葬品1500余件。这些墓葬多为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比较固定，多朝向北方，骨架大多足高头低，有木棺，一般置于墓穴的左侧或洞室内。墓区墓葬分部稀疏，排列有序。随葬器物除陶罐外，还有动物铜带饰、铜环、铜带扣等青铜文化遗物。其中长方形透雕动物铜牌饰及肩部绘有一圈波浪纹或弦纹的陶罐最具特色。这些遗物与蒙古、前苏联外贝加尔匈奴墓出土的同类遗物特征相似，具有匈奴文化特征。墓内五铢钱数量可观，钱文款式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相吻合，均为西汉铸造。另外，墓地中还有少量特殊的偏洞室墓，与土坑墓相比有明显不同。有人认为倒墩子墓地的偏洞室墓“是一种外来因素，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匈奴族源构成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偏洞室墓无论从墓葬形制、葬式，还是随葬品、殉牲习俗等方面，均与固原地区春秋战国戎人青铜文化墓葬相吻合。由此看来，匈奴墓地中的这种外来因素显然是戎文化因素，是“风俗不纯”、民族融合的表现。
还有许多“风俗不纯”的事例和证据，如信仰与爱好类中的敬“天”、尚“白”、崇“黑”及服饰与居室、“贱老贵壮”……等等，各民族互相影响、彼此相似，又各有不同。因为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例举述析。
从对“五方错杂、风俗不纯”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地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宁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宁夏“多元、复合”风俗(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基础。比如，古代宁夏居民“性勇，锐于战斗，善畜牧”，“习射猎”，“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的生活习俗和勇敢善战、质朴豪爽的性格，就是由古代宁夏“多林木”与草原交错的地理环境、商业活动的缺乏等造成的；同时也与“地边胡，数被寇”（注：《汉书·地理志下》）的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历代不断移民对宁夏“多元、复合”风俗(文化)的形成和改变也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风俗是人文的重要内容，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由于自古以来，宁夏地区就“地旷人稀”，形形色色的移民进进出出，其风俗(文化)也就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一般地说，移民对风俗(文化)的影响程度大体与移民人口数量呈正比关系。由于新人口有着与土著及其他移民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其经济水平也有差异；再加上他们本身也是来自其故乡不同的地方，阶层不同，价值观念各异，因此，宁夏原有较为单纯的风俗格局受到很大冲击，遂“习俗相化”，互相影响，并重组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新的复杂格局。如南北朝时江淮移民进入宁夏后“习俗相化”，遂使宁夏成为“塞北江南”及明代以后，回族文化习俗的流行与教派门宦的林立就是新人口自身两大特点成为移风易俗动力的典型例证。
第三，宁夏当地“多元、复合”风俗习尚(文化)的形成和改变与各时代精神因素(包括情感、情趣、信仰在内)有着密切关系。以居住风俗为例，宁夏古代移民(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移民，如汉代的三水属国、唐代的六胡州等)多住于城堡之内，这既出于安全的需要，也缘于对宅门的许多信俗；清代中后期堡寨的普遍出现，是战乱后防卫心理增强的结果。此外，宴饮活动的盛行、男性和女性的修容方式及其变化、上层社会交通工具的转变、妇女改嫁得到广泛认同、沐浴禁忌、厚葬的流行、奢靡之风的流行等许多社会风尚，都可从心理层面上寻得合理解释。
第四，统治集团或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及事业上的成功者、德范楷模对风俗(文化)也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其一，自古以来，总有些个人或群体在有意识地改造风俗；其二，他们的这种意图和努力实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司马迁曾开列出整合风俗的五种方式：“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注：《史记·货殖列传》。）西汉盐铁会议上文学也提到用“导”治理风俗：“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注：《盐铁论·本议》。）20世纪初，美国学者萨姆纳肯定了上层社会对风俗习尚的导向作用，在他看来，“控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活动和生活策略”的统治阶级“领导着高雅、文明和生活艺术的新潮流。他们引入了变异”，而普通百姓是因循守旧的，“过着完全自发的生活，就像动物一样”。（注：萨姆纳(W.G.Sumner)：《民俗》，转自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第192页。）如明代宁夏科举、乡学和方志的盛行，使宁夏这个鄙远之地“文物蔚兴，甲第相望，彬彬乎为诸镇称道”，就是由于当时的统治集团的提倡及宁夏地方上层人士及事业上的成功者、德范楷模努力践行的结果。
历史传承是决定风俗走向的一个普遍因素，传承的必要条件乃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稳定不变，宁夏古代风俗也遵循这个规律。在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某一地区风俗大体是前代风俗的延续，即使出现某些改变，也只是缓慢和些微的。
总之，作为文化现象的风俗自身是复杂的，风俗形成的背景和变化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习俗是社会的产物，也必定依社会的特性而定型，依社会的运动而运动，依社会的演进而变化。自然环境、经济、政治、传统、社会心理、人口和上层社会等一系列因素，从不同方面为宁夏地方风俗习尚的形成和改变提供了基础和驱动力。如果说这里有唯一性的解释，那么这个“唯一”就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形成和改变宁夏地方风俗历史的合力同样也不是诸种因素
的简单相加。
三、人地和谐。⑵本目汲取了汪一鸣《宁夏人地关系演化研究》及有关论文的研究成果。谨表谢忱。
所谓人地和谐，就是人与土地的和谐，人与水土资源的和谐，人与地理环境的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在移民的“天·地·人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
远古的人类“逐水草而居”，此种选择和习俗，就已孕育了人类早期的“人地和谐”的思想萌芽。
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易经》和《老子》就己提出了天人和谐的思想。特别是《老子》，不但提出了“天人和谐”这个命题，而且还将其分析为本体论上的天人合一、生成论上的万物一源和规律论上的和谐发展三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依次递进的三个方面。
把“天人和谐”的思想运用到移民运动中，便是“人地和谐”。而“人地和谐”的思想正式明确体现在移民政策中，则始于西汉的晁错。
鉴于秦朝移民失败的教训，晁错先后向景帝呈上了《言兵事疏》、《论守边疏》(又名《守边备塞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重要论文，系统地分析了秦代戍边失败的原因，一是动机不良，“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而是好大喜功，“贪戾而欲广大也”；二是不熟悉地理环境和敌我形势，“战则为人擒，屯则卒积死”；三是移民水土不服，“戌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四是移民对象规定得不合理，致使“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五是对待移民过分苛求，有罚无赏，移民“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甚至“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
因此之故，晁错提出要以秦为戒。他不但主张对移民实行“赐高爵，复其家”的优惠待遇，而且还 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对新到边塞的移民，国家发俭口粮和必要的衣服，“予以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
二、妥善选择移民点，必须“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美，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以气候适宜，水土丰美，利于固守为原则。
三、保证移民有较好的生活环境和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政府“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四、为移民配备医生巫祝，“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五、对于尚无配偶的单身移民，政府替他们买适当的对象以为配偶，因为“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就人的性情来说，没有相应的回报，他们是不会在一个地方长久安定下去的。)
晁错的这些主张深谋远虑，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所当行，鲁迅称其具有“深识”，确非溢美之词。
如果说，在晁错以前的历次移民运动中，人们对“人地和谐”的追求是外于“自在”的状态的话，那么到晁错之后，这种对“人地和谐”的追求则进入了“自觉”的状态。虽然统治者在采纳实行这些主张的时候是打了折扣的，但“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美，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的“人地和谐”的选址原则一直被遵循。即以宁夏地区的移民为例：无论是汉代的移民，还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西夏、元、明、清的移民，都是遵循这一铁则的。
自汉以降，历朝历代多次向西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其中安置在宁夏境内的移民大都分布在今宁夏北部的引黄灌区。因为这里有广阔平坦的土地、水源丰沛的黄河以及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自然地势，非常适宜引黄河水自流灌排，发展农业生产。其开发步骤也是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发展规律，首先开发河东(河南)地区，逐渐进入河西(河北)地区。正是由于历代移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充分利用宁夏平原的水资源优势，修筑大规模的引黄灌排渠道，使宁夏平原由原先的草原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游牧经济，逐步转变为灌溉农业为中心并与牧业相结合的农牧经济，一跃而成为西北最大的灌溉农业区和闻名天下的“塞北江南”。
宁夏中南部虽无北部那样广阔平坦的土地和得天独厚的黄河水利资源，但这里深厚、疏松的黄土，相对温润的气候和丰美的林草与小河流、多水泉的水分条件，非常适宜农牧经营，在秦汉时就是“饶谷多畜”之区。汉代设北地属国(后随政区变化而更名安定属国，又因其址在汉三水县，又称三水属国)于今罗山东麓，安置归附的匈奴等游牧民族，人口逾万人；唐代设“六胡州”、安乐州等51个羁縻州15府于宁夏中南部及周边地区，以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其目的就是“欲其安而且乐也”。北魏时期，原州开始发展蚕桑业，唐代诗人王昌龄出塞路过这里时，还看到了“蝉鸣空桑林”的萧关秋景。王昌龄《塞上曲.蝉鸣空桑林》…“逮至元明”，这一带“均属牧场”。
但是，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性，人们在“逐水草而居”的移徙流动中，还是对脆弱的生态体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明、清两代，由于某些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战争破坏、滥伐林木、滥垦过牧)或考虑不够周全的措施(如过量引水、大水漫灌、有灌无排)，带来某些不良后果，加上历史时期各种遗留问题的积累，导致本地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一是森林进一步急剧减少；二是水土流失加剧；三是植被缩减导致水文状况恶化；四是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锐减；五是土壤沼泽化、盐碱化发展，灾难频仍。这又从反面证明，违反“人地和谐”的规律，不善待自然，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由此观之，老子的“天人和谐”思想及晁错的“人地和谐”的移民策论与历代移民实践的正反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具体地说，有如下几点：
一是，在生态哲学上一定要顺应自然，也即要“依水而居，人水和谐”。
我们知道，水是生命之源。水与土地的结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础。任何地方的城镇、村庄，都要接近水源。作为总体上水资源缺乏的宁夏地区，水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宁夏中北部银川平原、卫宁平原地区降水稀少，年平均降雨量仅有200毫米左右。幸赖黄河穿域而过，可以引黄灌溉，是宁夏的“菁华之地”，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塞北江南”的美誉，是宁夏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是劳动人民千百年实践的成果，也是今后宁夏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
但中南部地区却水资源缺乏，加上一些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过度开采地下水等，导致植被减少、草地退化、沙化等恶果。历史上，人们已意识到水之可贵，在开源节流上下了不少功夫，如合理开发利用泉水、井水，拦蓄地表水、天上水（打水窖夏贮雨水、冬贮层冰），以少量水源发展补灌农业，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等。特别是扬黄灌区的开发，大大增加了当地可用水量，也从整体上改善了地表水、地下水的循环，改变了水环境，为宁夏的大发展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景。今后的一个大问题是，一定要汲取本区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节水技术和经验，如何科学合理地用好黄河水、地下水的问题。要通过建设节水高效防污的草畜产业、林果产业、设施农业、补灌农业以及工业、服务业，建设节水高效防污的绿洲城镇、农村、社区，把节水型社会建设做到极致，并且重视人口规模、建设布局与水资源承载力的匹配，真正做到人水和谐。
二是，在生态伦理上一定要善待自然，要“因地制宜，产牧为业”。
宁夏从汉代起，直到明代，一直是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中南部山区，有各民族的放牧业和官营的军马场，畜牧业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北部引黄灌区，也是田牧兼营：军垦的田卒在耕作之外，必须养马养牛(还驴、驼、等)，一般移民也担负着浚渠溉田、养马习武的双重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不仅是巩固边防、改善民生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合理的农牧经营方式，发达的牧业保证耕畜、肥料来源充分，田牧综合发展也加强了绿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是人类活动适应环境的选择。但历史时期宁夏的牧业尤其是种植业却很不稳定。在生产力水平大致相似的条件下，汉唐盛世的气候暖湿期，为牧业、种植业发展提供了较有利的天时地利，可能容纳较多的人口、牲畜；而西夏、明代的气候冷凉期，则所能养活的人畜就比较有限。即使同一时期的不同年代，由于年际间降水变化，多雨年可能生产生活宽裕，而旱年则可能发生灾荒。我们今天的扬黄灌区开发，为多种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从发扬优良历史传统和发展节水产业角度，新时期草畜产业的推陈出新仍大有可为。
三是善待自然，无灌不田。
宁夏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是“干旱半荒漠地区”，发展旱作农业条件很差。古代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部分草地垦殖为旱耕地。但是人们逐步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些旱耕地在带来少量粮食的同时，却可能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土地沙漠化。这个过程西夏时期已有显露，明代更为加剧，清代则已变为灾难。有水灌溉的耕地，从汉代一直维护到当代。但多雨年滥垦、干旱年撂荒的旱耕地，经风吹蚀即就地起沙。人们总结说：“毁草开荒，农牧两伤，开一亩沙化三亩，头年开荒当年有利，第二年有害无利，第三年变成流沙地”，即所谓“农田吃草原，风沙吃农田”现象。再往上溯源，盛唐暖湿期开荒，在瘠薄的灰钙土上盛行一家种谷数十百亩、不用粪力、不事耕锄、“倒山种地”的“游农”习俗，如果说在雨量较多的暖湿期尚可勉强维持，则一旦转入冷干期，撂荒地随即迅速发生土地沙漠化现象。有人认为气候向冷干变化是导致沙漠化的主因，殊不知人们在暖湿期的毁草开荒已经埋下了祸根，所以土地沙漠化过程实为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包括滥垦、过牧、乱采滥挖、战争破坏等）迭加的产物。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在宁夏这样的干旱地区，没有可靠和充分的灌溉条件，就不应把草地垦为农田，否则必然会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四是尊重自然，可持续发展。
历史时期内，宁夏境内出现过不少生态问题，例如滥伐乱采贺兰山、六盘山、罗山林草植被，过度利用草场（超载过牧、乱挖甘草、樵采草根等），过度开采地下水源等，导致山地涵养水源功能衰退，草地退化、沙化，地下水位下降甚至水源枯竭，湖泊湿地萎缩甚至消失，地下水位下降与林草退化形成恶性循环，等等。人口压力过大引发生态破坏问题，而生态破坏又降低了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
当今，我们应以历史经验教训为镜，认真处理好新时期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规律、保护优先的理念，切实保护好老灌区和扬黄新灌区绿洲生态系统，保护好贺兰山、六盘山及罗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好天然和人工的林地、草地，因地制宜地开展防沙治沙和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把保护自然、防灾减灾与建设西部生态屏障、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为把宁夏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而不懈奋斗。
总之一句话，那就是：生态哲学上一定要“顺应自然”；生态伦理上一定要“善待自然”；发展道路上一定坚持“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依次递进，不可偏废。
四、冲突、更新与融合
冲突就是矛盾，就是斗争，它是更新与融合的前提。在自然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里，广大农民世代附着于土地，乡土观念很重，不肯轻易离乡背井；而且交通、通讯条件又落后，“生离”常常是“死别”的同义语。“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唐杜甫《赠卫八处士》)。因此，每一次移民行动，政府与移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移民与土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移民与移民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是族群与族群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而实质上却是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和融合。
更新，既指居民成份的更新，也指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更新，还指精神层面的更新。新的移民，必定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精神风貌。
融合是冲突与更新的产物，是旧事物的消亡与新事物的诞生，是斗争以后的平衡与和谐，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纵观宁夏古代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移民(移进、移出)的历史，也是不断冲突、不断更新、不断融合的历史。
从秦至清，每次大型的移民活动，都会带来一群新的个体，这些个体都带着当地鲜明的文化个性和风俗习惯，他们的到来，都会与当地已经形成的文化进行碰撞和交融，进而互相渗透与吸引，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可以说，每次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带来的都是一次文化的嬗变。这种变化，数其大者，至少有10轮：将羌人安插在汉人中间，其风俗、习惯不同，冲突不断。
秦朝时期，先是“北逐匈奴”、徙边戍守。后因安置不妥以及秦末连年战争，徙边戍守者纷纷离去，宁夏大地又为匈奴所有。——这样的一进一出，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一轮移民及第一轮的空城内迁，也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一轮文化、人口的冲突、更新和融合。
西汉时先是将匈奴等民族逐出宁夏，连续多次从内地迁徙数十万民众于河套，后又将归附的数万匈奴降众安置在包括宁夏在内的边地诸郡。至宣帝时，宁夏南北 “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卷94，《匈奴传》)，“畜牧为天下饶”(《史记》卷123，《货殖列传》)。但到西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争，宁夏人口大多损失流散，只剩十之一二。——这就是宁夏历史上第二轮移民高潮，也是宁夏历史上第二轮人口、文化的冲突、更新与融合。
到东汉，羌族已成为宁夏人口结构中主要的部分，以致发生了三次羌族大起义，并造成富平三迁，灵州也一度侨治他乡，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老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失大半”。——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三轮移民高潮及人口、文化的冲突、更新，也意味着新一轮的民族融合。
到了魏晋十六国，先是匈奴、鲜卑族迁入宁夏，并发生树机能起义；后又为赫连勃勃的大夏所据。——这是宁夏历史上的第四轮移民高潮及其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更新。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出现了更加广泛的民族大迁徙，“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魏破大夏赫连昌后，在宁夏置“胡城”以大量安置降归的各少数民族部众；又不断从内地迁移汉族居民到簿骨律镇屯居，以至有了“汉城”、“历下”等新地名。——这就形成了宁夏历史上的第五轮移民高潮和文化的冲突、融合及人口更新。
唐代是古代宁夏地区民族冲突、更新与大融合的又—高峰期。这个时期的移民特点是，由朝廷统一安置迁入众多少数民族部族。灵州成为唐太宗接受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的“受降城”，同时也是安置归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选地。“六胡州”、安乐州，还有燕山州、燕然州、鳮鹿州、鳮田州、皋兰州、东皋州、烛龙州……等羁縻州一一出现在宁夏及周边地区……。——这就是宁夏历史上的第六轮移民高潮及文化的冲突、更新和大融合。
到了宋代和西夏，情况有所变化。原本以各民族杂居为特点的宁夏，为党项族所得，因而这里的主流民族便成了党项人。然而，党项人是个兼容性很强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对汉民族文化更是重视到了崇拜的程度。由于主流民族(党项人)对非主流民族(如汉人等)的宽容和共存共荣，于是便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具有神秘色彩的独特地域文化“西夏文化”。——这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七轮移民高潮及文化的冲突、更新与融合。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蒙古军攻占兴庆和灵州后，四处搜杀军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千里几成赤地”，“城遂空”——这是宁夏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空城。而这一次的空城(持续时间约40年)，便为新一轮的人口更新创造了机遇。公元1268年(至元五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令西夏时外逃的避难者归还本籍，并设西夏惠民局收容安置，组织屯田。同时从内地移民以实之。并“签发西夏回回军”、“探马赤军”等蒙古军队亦参加屯田——这也是回族先民在宁夏、吴
忠定居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元朝的这次移民，实现了对宁夏人口的彻底清换，从而奠定了宁夏“回族之乡”的基础。——这是宁夏历史上第八轮移民高潮及文化冲突、融合和更新的成果。
到了明朝初年(1370—1372年)，先是为防避元蒙残余势力的袭扰，明政府将宁夏境内的全部居民迁往陕西关中，三五年后又迁回原地，并“徙五方之人实之”。同时，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正式形成，构成了宁夏新的人口成份！——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九轮移民高潮及文化冲突、融合和人口更新的成果。
到了清朝，移民屯垦的结果便是人口的增加。据文献统计，清代嘉庆年间，宁夏北部地区的人口，较之200年前的明嘉靖年间超过10倍；其中重点移民区如平罗县竟增长了73倍！而且，从宁夏(今银川)至平凉，“千里皆回庄”。但“同治兵燹”后，宁夏人口锐减。据统计，宁夏北部，嘉庆十七年有人口约140万之众，但到清末宣统元年，仅余25万人！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１５０万，战后仅存１０多万。当时的宁夏，“往往数十里村落廖廖，人烟绝无”，“同治之变，十室九空”(《朔方道志》第9卷)。----这可算是宁夏历史上的第十轮民族迁徙和文化、人口的冲突、融合与更新。
至此，宁夏“回乡”、“移民特色文化”的面目基本奠定。
纵观历史长河，宁夏地区曾有20多个少数民族定居繁衍。其中有些民族到后来演变成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而有些民族迁到这里不久后，就再也找不到延续的脉络了。他们经过宁夏地区各种(阶级的、民族的、文化的)斗争和冲突的洗礼，最后都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五代时高居诲等出使于阗，记其程云：“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见吐蕃族帐，……”可见当时宁夏及西北地区已“吐蕃化”。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宁夏卷》下册 《第二章 移民文化 》 (杨森翔撰稿),布布扣,bubuko.com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宁夏卷》下册 《第二章 移民文化 》 (杨森翔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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